在中国现代化的广阔背景下，本文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大陆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形势，总结了大陆文化产业迅速崛起的三大动力和四大优势，并对两岸文化产业的合作提出几点初步意见。

一 迅猛发展的文化产业

追根溯源，中国文化产业并非自今日始。五四新文化运动扫清了文化发展的传统路障，客观上开始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之路。1917年，陈独秀公开提出新文化运动的“三大主义”：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翻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翻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三大主义”否定了传统文化的政治标准和审美趣味，提示了一种新的文化生产、接受范式。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等中国新文化的主要部门，大都学习、参照甚至模仿西方而来，有的干脆就是西方在中国创办的。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伴随着现代产业崛起的是现代文化产业，特别是新闻出版、电影和娱乐业。其中像鸳鸯蝴蝶派小说、海派京剧、各种地方戏与曲艺、文艺副刊与小报画报、连环画、广告画、月份牌、年画，以及电影院、游乐场、歌舞厅、酒吧等都以都市风格、社会化生产、大众消费等而成为文化产业。上海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成为举世瞩目的区域性文化中心可与西方大都市相竞争。1949年后，大陆建立了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制度，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生产的一个重要部门，同时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领域。在组织体制上，文化生产和传播机构都属于执政党的宣传部，主要发挥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喉舌”功能；在经费投入上，主要由政府从国民收入中提取，是由国家全资投入养起来的事业部门，文化从业人员都是国家体制内的干部；在消费方式上，文化实际上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是“为人民服务”的福利事业，消费者基本上不直接出钱。这种文化体制，配合了一定时期的政治体系，基本表达了党、国的政治意志，但它既没有提供文化生产所必需的自由条件，也不可能生产出满足社会需求的文化产品。

20世纪末，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日益推进，大陆文化生长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传播手段等也随之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意识形态不再全部垄断文化生活，政府不再提供全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文化产业化开始逐步获得积极评价与合法身份。从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第一次正式提出“文化产业”这一概念，到2010年10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在中国蔚然崛起，出现了党委主导、政府引领、文人参与、企业踊跃的“文化产业热”，且具有一种由上而下的“运动”式规模和气势。

在经历了多年受控和抑制之后，中国文化的创造力喷涌而出。2000年以来，在党、政的主导和推动下，大陆文化体制改革日益深化，文化企业迅速生长发育，文化市场空前繁荣，文化产品和服务不断丰富。2004年以来，文化产业年均增长速度在15%以上，比同期GDP增速高6个百分点。2011年3月8日，文化部部长蔡武介绍，目前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约为2.6%，上海、北京、广东、湖南和云南5个省、市的比例已超过5%，湖北等省份也接近5%。他估计到“十二五”末期，这一比例将能占到中国GDP总值的5%左右，成为中国的支柱性产业。

大陆文化产业当前的逼人之势，可从随手摘录的2010年的几个数字看出：

*电影票房首次突破100个亿。

*5月3日在杭州落幕的为期6天的第七届中国国际动漫节，200余万人次参与，签约近50个项目，涉及金额128亿元（其中现场成交22亿元）。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1692.2亿元，比上年增加近200亿元，占全市GDP的比重为12.3%。1～11月，全市规模以上文化创意产业单位实现收入5565.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9.7%。

*5月14日，昆明“五华区文化创意企业联谊会”提出，金鼎1919文化创意产业园将全面创建100亿元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在“十二五”期间构建新昆明的“文化创意中心”。

近30年来，中国经济几乎一直处于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