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要介绍和分析的是，在近代日本工业化过程中三种类型企业家的形成过程和经营者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目的在于探索日本式经营方式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因素和人的因素。

笔者认为，就企业经营方式与企业家、经营者之间的关系而论，企业经营的目标和战略，企业经营的组织和管理，都是企业家和经营者根据客观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一手设计和创造出来的。因此可以说，日本式的经营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有日本式的企业家和经营者，如果忽视了对他们的考察和分析，那么我们对日本式经营的认识将是不全面的。

一 三种类型企业家的形成及其作用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相继进行了地税改革、废除身份制度、取消武士俸禄，等等。这一系列颇具力度的改革虽然造成社会各阶层在短时期内向贫富两个方向急剧分化，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强烈反抗，但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不仅使资本在短时期内得到了迅速集聚，出现了大量可供雇佣的劳动力，而且造就了一批在工业化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企业家。这些企业家与欧美国家工业化初期的企业家相比较在构成上有着鲜明的特征，他们的主体不是原来的手工业生产者，而是由下述几种类型的人通过不同的方式演变而成的。

（一）指导者型企业家

这种类型的企业家是由一些曾在明治政府内担任过重要职务的人组成，他们作为明治维新后制定各项国策的参与者，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他们辞去官职的直接原因虽然各有不同，但从事工商业的主要动机并不是为了个人发家致富，而是为了实现兴业强国的理想和追求。这种类型的企业家尽管人数并不太多，但其能量和影响都非常大。他们弃官经商极大地推动了当时官贵民贱的社会观念的转变，促进和带动了民间的经商活动；他们了解西方国家的企业状况，懂得如何组织企业和发展产业，所以他们的企业活动对民间起着示范和引导的作用。在这方面涩泽荣一就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

明治维新取得成功后不久，日本便引进了西方国家的股份公司制度，但当时资金主要集中在华族和地主手中，而他们对股份公司制度的态度却很消极，不愿冒风险。鉴于这种情况，涩泽荣一在辞去官职之后，利用自己的威望，为建立股份公司奔走呼号，成功地说服了各界人士，利用他们的资金按照股份公司制度建立了为数可观的国立银行和私立银行。涩泽荣一还认为：日本要在产业领域同西方强国展开竞争，就必须引进西方先进设备，建立起具有相当规模的企业。1882年他力排各种阻力从华族和棉业商人那里募集了25万日元的资本，开办了大阪纺织公司。该公司引进了外国设备，拥有10500支纱锭，是当时日本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纺织厂，为日本纺织业的发展打下了一个牢固的基础。此外，涩泽荣一还十分重视培养产业人才，他极力主张提高实业界的道德水平，宣扬“道德经济合一说”，号召企业家都成为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式的人物，为此，他积极参与创办了多所商业学校。涩泽荣一涉足的领域十分广泛，他身兼数职，在民间起到了日本工业化组织者的作用。

（二）政商型企业家

这种类型的企业家大多是由江户时代的旧商人演变而成的。他们在封建制度下就已积累了数量可观的财富，特别是一些大商人与幕府之间早有联系，并依靠这种关系暴富。明治维新之后，封建经济和旧的流通渠道的崩溃，触及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受到了打击。但是，由于明治新政府的经济基础还相当脆弱，因而又不得不对旧商人加以利用；另外，这些旧商人在新的环境下，要闯过难关维持生存，也有必要靠近新政府，以借其力谋求新出路，这使两者产生了结合的必然性，从而使旧商人演变成了政商。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三井、住友等家族在明治时期的发展以至演化为财阀的整个过程得到充分的证明。

当然，在政商之中也有像三菱财阀创始人岩崎弥太郎那样的“新人”，虽然论家业历史无法与三井、住友相比，但其在明治时期之所以能暴富，完全是靠与政府官僚的内线关系，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持和特殊恩惠。例如，1874年岩崎弥太郎乘日本入侵中国台湾之际，通过大久保利通和大隈重信的关系独揽日本到中国台湾的全部海运业务，为日军运送给养和军火，获得了巨额利润。此后，岩崎弥太郎和他所创立的三菱公司几乎连续不断地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