涩泽荣一（1840～1931年）是日本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企业家，他一生直接或间接参与创办和经营的企业多达500余家，涉及了几乎所有的近代产业部门和行业。不仅如此，涩泽荣一在从事大量企业活动的同时，还形成并提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实业思想。他与那些鼓吹全盘接受西方近代经济思想和道德伦理观念的思想家有所不同，积极主张以儒家思想和道德伦理为精神支柱，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经营之道，致力于在理性上排除民族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经济思想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推动日本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考察和分析涩泽荣一的实业思想将有助于深入研究儒家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过程，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提高对东西方两种思想文明相结合的必要性的认识。

一 涩泽荣一的“道德经济合一说”

明治维新后，日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士农工商人身等级制度等一系列封建制度的废除为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确立和工业化的兴起提供了制度方面的条件，但是，官尊民卑和轻商意识等封建社会观念依旧横行于世，这使得在法律上获得了平等地位的工商业者在精神上并没有得到彻底解放。涩泽荣一认为，陈腐的轻商观念之所以挥之不去，一个重要的社会思想根源在于人们对儒家思想和义利观一直存在误解。他说：“自古以来，信奉儒家的学者对孔子的学说一直存在着误解，在这当中对孔子的富贵观念和殖货思想的误解是最为严重的。按照他们对《论语》的解释，仁义王道与殖货富贵两者犹如水火互不相容，可实际上翻遍《论语》二十篇，根本找不到诸如富贵者无仁义王道之心，而要做一个仁义的人，就必须抛弃富贵观念之类含义的话。事实上与人们的误解相反，孔子恰恰是主张人们走殖货之路的。”^[1]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涩泽荣一对《论语》中的有关论述做了重新解释。例如，《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直被后人当作商人品格低下、理应遭到歧视的经典依据。而按照涩泽荣一的解释，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想要说明的是：“君子和小人的心术是不一样的，君子平生志向于做善事，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首先想到的是必须符合义的要求，然后再决定是否去做，也就是说处人待事是以义为出发点的。相反，小人平生总是不忘谋取私利，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以私利为原则。也就是说，只要有利可取，即使有悖于义也要为之。因此，即便是做同样的事情，君子和小人想的并不一样，君子想的是如何行义，而小人想的是如何获取私利，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2]

涩泽荣一通过对《论语》的重新解释，对根深蒂固的轻商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但他认为这虽然能够提高人们投身工商业的热情，可并不足以保证日本工业化的顺利发展。因为在他看来，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要实现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远大目标，必须建立一套与其相应的“规矩和准绳”，树立正确的实业思想和观念，用以指导工商业者的企业活动，否则日本的近代化就会出现思想混乱。那么，究竟应该树立什么样的实业思想呢？涩泽荣一认为应以儒家思想和道德伦理为精神支柱，他提出了“道德经济合一说”，主张三个“合一”，即道德与经济的合一、公益与私利的合一、义与利的合一。

第一，道德与经济的合一。涩泽荣一对道德与经济两者关系的论述带有一定的理论色彩。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道德与经济不是相互对立和互不相容的，而是互为条件不可分离的，不存在脱离经济的道德，也不可设想背离道德的经济会给日本社会带来好处。他说：“抛弃利益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而完全的财富、正当的殖利必须伴随道德。”^[3]他以《大学》的三纲八目为根据，论证了自己的这一主张，认为中国的原始儒家是“以格物致知为明明德的根源的，而古之格物致知今日之物质性学问……以此例可推知，生产殖利本可含蓄与道德之中”^[4]。而经济与道德之间之所以产生了矛盾，是出现在社会分工之后的事，原因在于“实行之人未必为仁义道德教师，仁义道德教师未必为实行之人”，因此，在仁义道德和算盘之间产生了鸿沟。他还认为，在日本武士道与殖产功利之道两者之所以背道而驰，是受中国宋代儒家偏于说性论理影响的结果，而这种将道德和经济分开的倾向必然给国家带来危害。他说：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