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和涩泽荣一是近代中日两国企业家队伍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分别在推动中日两国工业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留下了宏伟的业绩。同时他们在实业思想、资本主义股份公司制度的引进和普及、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都独有建树，他们既有诸多相似和相近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尤其是他们作为企业家的人生结局形成的对照十分鲜明：涩泽荣一取得了事业成功，相反张謇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却最终归于失败。其实，从近代中日两国工业化过程归于不同历史命运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涩泽荣一的成功和张謇的失败称得上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缩影，因此，通过对他们各方面的比较，将有益于我们增加对两国企业家形成和生存社会环境及条件的认识。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就张謇和涩泽荣一人生经历中的几个异同之处做比较，以说明两者所带有的时代特征与社会体制之间的联系。

一 涩泽荣一的“早年登仕”和张謇的“大器晚成”

少年时代的涩泽荣一和张謇的处境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都出身于农民家庭，都是从幼年开始接受私塾教育，念的都是四书五经，接受的启蒙教育在内容上是基本相同的，而且两人都因为是农民的子弟，在未成年时受到过欺辱和勒索，因此都时刻梦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然而，后来两者的经历却很不相同：涩泽荣一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曾打算举旗造反攘夷倒幕，而张謇却从来没有想过推翻朝廷；涩泽荣一通过投靠幕府将军一桥庆喜，实现了成为四民之首武士的愿望，并在28岁时成了明治新政府大藏省的高官；而张謇则始终初衷未改，在科举登仕的道路上足足奋斗了26年，直到不惑之年才算实现了自己的抱负。显然，张謇是不幸的，而涩泽荣一是幸运的，这种“幸”与“不幸”如实地反映了两者所面对的不同社会现实。

在江户时代末期，日本在官僚制度上实行的依旧是世袭制和门阀制，这种制度决定了那些期待改变社会地位的人只能选择两条路：一条是为了改变这种制度，加入攘夷倒幕的行列；另一条是想办法改籍换名，成为幕府或藩主的家臣。涩泽荣一自然也不例外，他最初选择的第一条路，遭到失败之后，又改走第二条路。两条道路虽然具有不同的政治含义，但实际上对于个人来说，无论走哪条路都是为了改变自身社会地位所做出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然而，明治维新之后的涩泽荣一是十分幸运的，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发生，人身等级制度的废除，使得能力主义的社会原理随之确立起来。新政府不拘一格选用人才，并没有因为涩泽荣一当过旧幕府的家臣而将其拒之门外，从而使涩泽荣一这样的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在风华正茂之时为国尽力。

然而，在实行科举制的中国，张謇所面对的则是另一种社会现实。科举制与世袭制和门阀制不同，它带有强烈的能力主义色彩。在这种制度下，即使是那些家财万贯的官僚和地主子弟，只要科举考试不合格，也很难成为统治机构中的一员；相反，即使是贫穷农民的子弟，只要金榜题名，就等于具备了成为国家最高层官僚的条件。显然，就此而论，张謇似乎比涩泽荣一幸运，毕竟这种制度的存在为他依靠自身的能力改变受人歧视的社会地位提供了可能，而不必像涩泽荣一那样走举旗造反之路。由此看来，对于维持封建统治来说，科举制比世袭制和门阀制显得更为“合理”，具有世袭制和门阀制所无法具有的社会包容能力和作用。这里所说的社会包容能力和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由于它为从全国各阶层中汇集、起用有识之士开辟了一条道路，从而有可能使最有能力的人进入统治阶级，参与国家管理；其二，它向所有的人敞开了进入官僚队伍的大门，使那些有能力的人把改变自身命运、实现自身抱负的理想寄托在科考一条路上，而不必采取其他手段来改变原来受人歧视的社会地位；其三，它具有符合社会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特点，因而是所有的家庭公认为的一条人生正路。以上三点足以说明科举制所具有的社会包容能力是十分巨大的，它不仅可以缓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而且足以使一个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这条路上奋斗一生。在这方面，张謇的大器晚成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张謇从15岁参加科考到41岁大魁天下，长达26年。在这26年中，张謇参加各等级科举考试（包括岁试、优行试、录科乡试、会试、殿试等，不包括各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