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可以说是林林总总、各式各样，同时伴随国际形势以及中国处境的变化，居主流地位的中国观也在变化。在鸦片战争之前，在日本人眼里，中国作为日本文化的源头之地无疑是值得敬仰和学习的国家。然而，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开始，到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再到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中国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可以说是江河日下，以致成为颇受鄙视和侮辱的对象。日本主流中国观的这种变化一直制约和影响着近代两国关系的进程，对推动日本加入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列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中国观”，主要指的是在思想主张上如何看待和对待中国的问题。那么，涩泽荣一^[1]究竟主张怎样看待和对待中国呢？他的中国观与日本的主流中国观有何异同之处？他的对华主张又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一 日本主流中国观及其变化

明治维新后，以新政府提出的富国强兵、文明开化、殖产兴业三大方针为指南，日本社会的精神面貌为之一变，经济迅速崛起，国力大为增强。以此为背景，西方近代文明和价值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被当作重新认识亚洲邻国的出发点。而这其中，福泽谕吉这位日本近代文明启蒙家的存在显得尤为重要，他所主张的中国观可以说是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

福泽谕吉崇拜的是西方文明史观。在他看来，中国是介于文明社会和野蛮社会之间的半开化社会。中国不仅人情风俗卑鄙低贱，根本不能叫作礼仪之邦，^[2]而且中国人拥戴绝对的专制君主，深信君主为至尊之强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这样愈视君主为神，就愈加陷于愚昧。^[3]他认为，这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顺从和对封建主义纲常伦理的维护又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密不可分，因此他对汉学和儒家思想持批判和否定态度。他说，秦始皇统一天下，从此实行了专制政治，“而孔孟之教对这个制度最有利，所以只让它流传后世”，^[4]尽管“儒教虽然主张所谓的仁政，但实际上是极为虚伪的，已经完全失去存在的意义”。^[5]因而他主张，日本应该毫不犹豫地抛弃“对近代的文明进步没有起什么作用”的儒学，^[6]并提出“当今的治世家如果真的担忧社会上的轻浮、暴躁者，就应该引导少年们认真地学习西洋学，此外别无好办法”。如“将孔孟之教定为基础，来制止今日的人心波动，束缚人的思想，以便经营文明昌盛的社会事业，这不仅是脱离实际的迂腐，以我来看，简直就是极端的迂腐，极端的轻浮行动”。^[7]福泽谕吉不仅坚决反对日本再用儒学来教育后人，而且对中国正在兴起的洋务运动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中国虽然也在效法西洋建造巨舰、购买大炮、改革兵制，但这些做法求的只是“外在的文明”，并没有涉及“内在的文明”。中国仍然固守着原来的政教风俗，如此继续下去不仅难以自保，而且日本也会因有了这么一个邻国而受到巨大的不利影响，这真是“日本国的一大不幸”。那么日本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和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呢？福泽谕吉直言不讳地说，“亲近恶友不免沾上恶名，我从心底里谢绝亚细亚东方恶友”，并断言中国“从现在起不出数年必然亡国，其国土将为世界文明诸国所分割，这是毋庸置疑的”。据此他认为，日本不能做袖手旁观者，而只能“脱亚入欧”，“加入吞食者行列，与文明国人一起寻求良饵”。^[8]他说，日本“不能等待邻国开明开化后共兴亚细亚，应该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与中国、朝鲜交往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有所照顾，完全可以按西洋人对待他们的方法来处理”。^[9]正是出于这种思想，福泽谕吉一直都在积极地鼓动和支持日本走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道路，^[10]他对日本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感到兴奋不已，将这场侵略战争看作“文明与野蛮之战”，是“谋求文明开化进步者与妨碍文明开化进步者之间的战争”。他对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取胜而感到欢欣鼓舞，甚至毫不掩饰地说：“今天邻国的中国、朝鲜也被包罗在我文明之中，实在是毕生的愉快，真的是喜出望外。”^[11]

福泽谕吉中国观最终所要主张的就是日本“脱亚入欧”，与西方列强为伍共同瓜分和吞食中国。这种思想主张通过各种渠道在日本社会上下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近代日本对外扩张意识的形成以致迅速膨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甲午战争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