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而下地发动工业化是中日两国向近代社会转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个共同性特征。这种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社会变革方式决定了中日两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的主要行为主体即企业家群体存在一些相似之处。比如，在企业家队伍中，那些由手工业生产者转变而来的企业家所占据的地位并不那么引人注目，而出身于官僚、士绅和武士等的这样一些本来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缺乏天然联系的封建统治阶级或知识阶层的人在兴办近代企业的过程中表现活跃、地位突出。但同样值得注目的是，两国企业家在类型和构成上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一，在中国，买办型企业家的存在十分引人注目，他们在近代化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在近代日本企业家队伍中，买办式的企业家虽然不是根本没有出现过，但他们从来就没有像在中国那样成为一个人数众多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群体。其二，在日本，由封建商人以及其他类型商人演变而来的政商型企业家势力强大，以致后来发展成对国民经济具有左右力量的财阀。而中国的官僚型企业家以及绅士型企业家虽然其成长不同程度地依赖和借助了政府部门的权力，与日本政商型企业家相似，但是像晋商那样早已积累了巨额财富的封建大商人，却没有像日本三井家族那样演变成近代企业集团。其三，在日本，专门经营者队伍的早期出现和在近代企业中地位的确立对推动企业的迅速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中国，专门经营者的队伍形成比较迟缓，而且始终没有像在日本那样得到充分的发展。可以说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我们在此仅就第一个问题做一些探讨。

一 日本学者的解释

近代中日两国的主要相似之处在于最初同样沦落为西方资本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对象。西方列强诉诸武力打开两国大门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为了西方国家的商品和资本输出开辟新的市场。然而，西方列强深知，在打破两国的锁国状态之后，他们将面临一个极为陌生和难以把握的市场环境与内部结构，如果不在两国社会内部寻找和培养自己的代理人，那么商品和资本输出将遇到极大的困难。因此，他们把不平等条约强加给清廷和幕府的时候，都没有忘记把本国商人和贸易公司在对方国家拥有自由采用和雇佣代理人的权利作为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英国人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均有自由通商的权利，接着在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中又规定，外商“雇觅跟随、买办及延请通事、书手，均属事所需，例所不禁，各听其便”，中国地方官不得干预。同样在1858年签订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中也明文规定“侨居日本之美国人可以雇佣日本人作为仆役或担任其他任何工作”。然而，从结果来看，确实像西方国家期待的那样，中国出现了一支数量庞大的买办商人和买办型企业家队伍，而日本却没有如愿以偿，买办型企业家在那里并没有大量出现，而且始终没有成为一支能够对近代化过程产生重要影响的力量。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差异呢？对于这个问题，至今尚未看到来自我国学者的解释和回答，而日本学者依田熹家的研究曾有所涉及。

在有关中国近代买办商人形成条件的研究中，有中国学者曾提出：买办商人活动的基础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外国商品、资本的输出是持续性的、广泛的，所以在销售和采购原料等方面均需要代理人；另一方面在于因国家的经济结构是封建性的，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是其经济上的特色，所以商品经济是零碎、分散的，需要本地商人的协作。依田熹家认为，从比较的观点来看，中日两国的相同之处表现在第一个方面，不同之处主要在于第二个方面。而第二个方面实际上就是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的问题。中国是在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的情况下被强行打开门户的，买办资本比较容易得到独立的发展。而日本的情况则是，在开港初期阶段，存在着像藩这样一个比较强有力的经济主体，也有专事涉外关系的人员，这些都是阻碍买办资本成长的因素。依田熹家指出：“在日本，这是由于强有力的经济主体的存在以及只把有限的业务委托给买办的做法阻止了买办资本的成长，同时在一段时间内，对外国资本的涌入起到了防波堤的作用”。^[1]

从依田熹家的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他把买办商人在近代日本没有发展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