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时发表重要演讲，首次阐释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同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说，表示愿同东盟国家一道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事关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发展的重大战略，赋予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崭新的时代内涵，为沿线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带来新的机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社会和人文资源，从古到今在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城市中一直扮演着“桥头兵”的角色。这一重要地位的取得是同广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紧密相关的。广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蕴含着岭南文化之精华，而且历来也能够同产业有机结合。从秦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到隋唐时期繁荣，宋元时期达到鼎盛，广州非遗参与了这一过程，可谓“与有荣焉”。从古老的扶胥港到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标志性建筑南海神庙，从唐宋时期即出口海外的广绣到明清时期声名远播的广彩、广州木雕、广式家具，从清末远销东南亚的沙河粉到民初享誉海外的莲香楼月饼……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海上丝绸之路带动了广州非遗的发展，广州非遗也使得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富有活力。

海上丝绸之路是广州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在国家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战略以及文化强市、提升广州软实力等任务的推动下，广州的非遗保护必将迈上一个新台阶。下面我们将从广州非遗与海上丝绸之路互动的历史背景开始，梳理二者之间的深刻渊源，从而为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可资参照的历时根据。

二 海上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战略

1.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斐迪南·弗赖赫尔·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1833-1905）在其名著《中国》中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即“从公元前114年到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指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1]。他的这一定义得到了广泛认可。后来，法国汉学家沙畹在他的著作《西突厥史料》中指出：“丝路有海、陆两道。”^[2]而第一次正式提出“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名称的，则是日本学者三杉隆敏。20世纪60年代，三杉隆敏在著作《探索海上丝绸之路》中提出海上丝绸之路比陆上丝绸之路通往地区更多，延续时间更长。^[3]按照三杉隆敏的阐述，海上丝绸之路包括一条向西迂回经过菲律宾、北加里曼丹岛、印尼、越南、泰国、新加坡、缅甸、斯里兰卡、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埃及、非洲、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路线，以及一条向东到菲律宾经太平洋到美洲大陆，然后经大西洋到欧洲的路线。^[4]后来，我国学者也涉入此问题的研究，也都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理解。比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丝绸之路》定义“丝绸之路”为“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因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多经此路西运，故称丝绸之路，简称丝路。……近来一些学者更扩大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又将经中国南方海上西行的道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或‘南海道’等等，这些提法虽然对研究中西交通有意义，但已非原来意义上的丝路了”^[5]。又如卢苇的《中外关系史》对“海上丝绸之路”阐释说：“古代中国对外发生关系的途径，不外是经过陆上和海上通道，也就是一般所称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路虽稍晚兴起，却越来越具有重要作用：先是东西方开辟了通向印度的航路，不久出现了从中国广州通向阿拉伯帝国的巴格达航线，后来泉州港兴起，又开辟了通向亚历山大港的直航线路；最后是长江下游的宁波、上海等港口兴起，从而与地中海边的威尼斯、热那亚等诸港口城市并列，交相辉映，无比繁荣，从此，海上丝路已成为东西方交往的重要途径。”^[6]综合以上，我们可以笼统地说，所谓“海上丝绸之路”，指的是以中国南部和东南沿海为起点，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从印度洋进入红海最后抵达东非和欧洲的中外交往海上通道。

2.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

我国境内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由广州、泉州、宁波三个主要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