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我国与日韩两国地缘接近，同属儒家文化圈，历来文化交流频繁，三个国家世代相传的非遗具有深厚的渊源。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韩两国的非遗保护经验，尤为值得重视。

日本早于1950年就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正式将非遗纳入法律保护范畴。韩国紧随其后，于1962年出台《文化财保护法》。可见，在非遗的立法保护上，日韩两国都已有超过半世纪的经验，而这成为我国《非遗法》的蓝本。除此之外，人间国宝制度之于我国的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文化财“登录制度”与“指定制度”之于我国的非遗名录体系、文化财的资源观之于我国非遗的活化利用、“原汁原味”与发展创新的“双轨制”之于我国非遗的继承与发展等，都会有积极而深远的启发意义。

近年来，中日韩非遗保护的国际合作亮点纷呈。其中最突出的案例是三国成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二类机构：中国的亚太非遗国际培训中心、日本的亚太非遗国际研究中心和韩国的亚太非遗国际信息和网络中心。三国分工合作，联合推动亚太地区的非遗保护事业，已取得良好成绩，可见中国经验与韩日经验相结合之重要性。

广州是一座兼容并蓄、多元融合的大都市，在非遗保护成绩斐然的同时，也需着眼不足之处，师法日韩经验。正如前文所述，日韩非遗保护起步较早，体系健全，值得学习之处甚多，尤为值得重视的是民众广泛而深刻地参与到非遗传承中的经验。

传承是最好的保护。在接下来的篇幅中，将不一一详述日韩的非遗经验，仅针对传承模式，探讨其对广州非遗保护的启示。

二 日本“社区营造”对广州非遗社区传承的启示

1.何谓“社区营造”

社区营造，即以地方社会（传统村落、市镇等）的现有资源为基础，进行多样化的合作，为改善居住环境，提高社区活力和生活品质而进行的一连串持续的活动。^[1]

在日本，由于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化加速，地方社会渐趋衰落，传统手工业、民俗等传统生活方式受到极大冲击。由此，日本人开展了“造乡运动”和“造街运动”。“造乡运动”着眼于曾经孕育、支撑乡村社会发展的乡土文化日趋没落的现实，致力于让一乡一村挖掘富有乡土特色的人文资源，转化为乡村持续发展的动力，从而营造一个优美、自然、富有人情味的故乡。^[2]而“造街运动”着眼于城市环境、历史文化和特色遭受破坏的现实，致力于改善市民居住的聚落形式，提高生活环境品质。“造乡运动”和“造街运动”都有不少成功的案例，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影响深刻的“社区营造”运动。

社区营造包括“人”“文”“地”“产”“景”五大方面。“人”即社区居民共同需求的满足、人际关系的经营和生活福祉的创造；“文”即社区共同历史文化的延续、文艺活动的开展等；“地”即维护与发扬社区自然地理环境的特色；“产”即在地产品的开发、生产与销售等；“景”即社区独特景观的营造、生活环境的可持续经营等。

2.从“社区营造”反思广州“一区一品”“一街一品”的局限

在“社区营造”进程中，非遗既是受到保护和弘扬的对象，更是实现社区营造宗旨的重要人文资源。当前日本非遗的社区传承有着如此广泛的民众基础，正是与这场半世纪前开始启动的运动息息相关。比如三岛町的“生活工艺运动”，依托村里的手工艺制作优势，开设了生活工艺展、工艺研究所，还设立了生活工艺传承与推广基地——三岛町生活工艺馆，游客可以在馆内体验生活工艺的乐趣，活跃了观光体验经济，从而既提升村民的生活质量，又延续了当地的非遗传承。可见，“社区营造”下的社区传承，有着几个重要特点：一是以满足民众的公共福祉、提升生活品质为宗旨；二是由民众自主决定和展开；三是兼具传承、传播和研究的多样化运作方式；四是紧紧依托社区最重要的非遗资源。

广州当前的“一区一品”［即广州市民间民俗文化“一区（县级市）一品”活动］、“一街一品”（如天河区“一街一品”优秀文化活动品牌）等文化品牌活动，也多是基于地方社会的现有资源，进行多样化的合作，开展起一连串持续的活动。在近年来的运作中，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并产生了较广泛的社会联动效应，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民众的社区传承意愿。但是与日本“社区营造”所体现出的特点相比，广州的区域性文化品牌活动则呈另一番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