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的工业革命是在新能源领导下的能源革命，而新能源产业正孕育着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新一轮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就中国自身而言，由于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经济结构性问题突出，产业深度调整与转型势在必行，这就需要对包括新能源在内的新兴战略产业进行深入布局、拓宽发展与创新突破，从而进一步激发中国的创造力，并最终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所以，由于外部的全球形势、内部的结构调整等因素，中国必须加快破解能源命题的进度。

一 世界能源结构调整与新能源发展

（一）世界能源变革的现状

目前国际上对可再生能源的关注起源于主流政治、经济和媒体对能源的讨论，其思想仍然局限在以化石燃料和核能为主的能源供应结构中。大体上讲，我们需要大约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来完成可再生资源的完全转变。当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我们能更快实现，因为我们不仅拥有可再生资源的大量自然潜能，也拥有必要的技术实力。在当今世界，我们需要这种能源变革，不仅出于生态的原因，更是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这种变革不是一种不可承受的负担，相反，对于工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这将是一种全新的发展经济的机遇。同时，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则意味着更多的发展机会。然而，人类自身的潜力才是变革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潜力，特别是“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将投入能源变革的建设中，这是成功的关键。

1.世界能源转型迫切需求

目前，世界上大约一半的并网光伏发电设备安装在德国，超过80%的已安装太阳能热水器集中在中国和欧盟国家及地区。显然，大多数国家仍忽视可再生能源。一些人为他们的不情愿寻找借口，声称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在这个方向上快速的脚步给经济带来了不合理的负担；一些人缺乏破除传统能源供给结构的勇气，其他人则是没有太多想法，不知道该如何实现能源转型。良好的意愿虽然不能直接变成行动，却是行动的前提条件。当今，可再生能源能否满足我们能源需求的问题已经有了绝对且肯定的答案。从现在开始我们只需要解决“何时”和“如何”的问题。由此引出了几个相关问题：在可再生能源满足我们所有能源需求之前，我们应该依赖哪种传统能源（核能或者化石燃料）？各种可再生能源之间如何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真正的能源储备需求有多大？应该采用什么结构使可再生资源可用，分布式或者集中式？哪种政策在向可再生能源转变的过程中是最重要的？是采取地方性政策、国家性政策还是国际性政策？哪些利益相关者可以驱动能源转型？传统电力工业的角色是什么？以上问题的答案涉及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因素，它们在决定上述问题的答案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不管能源变革从何处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核能和化石燃料被可再生能源有效代替将直接影响现有能源结构，而现有能源结构与生产消费、经济结构和政治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转变对传统电力工业的既得利益、政治势力的分布和全球经济板块的结构具有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将体现在全球能源争夺的冲突中。当可再生能源被认为足够先进，以至于可以取代传统能源的大部分份额时，新的能源冲突就会爆发。表面共识背后的真正问题与冲突的根源在于核能和化石燃料与可再生能源的系统需求（如技术的、基础设施的、组织的、经济的，乃至政治上的投入）是不能共存的。仅仅赋予可再生能源一个有限的角色，这在战略上是不合理的自我约束，其后果就是传统能源系统继续长期存在，甚至继续在政治上得到支持。这就意味着，在较长时期内，两个不同的能源供应系统将不得不同时存在，从某一个特定时间点开始，二者将处于相互的对立面。

2.能源转型过程中的矛盾

毋庸置疑，我们在通向能源完全转型的道路上必须经历一个过渡阶段，可再生能源的份额不断增长，与之伴随的是传统能源的不断萎缩，直到传统能源最终完全被替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将是处于支配地位的系统需求，其适于现有能源系统，整个能源供应体系按照功能需求进行构建，并以量身定做的法律作为依托。除此之外，我们又期待可再生能源的前景，它们的功能需求与传统能源存在较大差异，到目前为止，适合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体制规则还处于初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