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指出未来10年扶贫攻坚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显然，这个“两不愁、三保障”的表述意味着我国减贫目标有了多元指向，并与当前国际上多维减贫的发展趋势一致。然而，长期以来，贫困被视为一维概念，仅指经济上的贫困。但即便如此，按照2300元的最新贫困线标准，武陵山片区、六盘山片区等11个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贫困人口已占全国贫困人口总数的70%以上。事实上，这些连片特困区不仅收入低下，而且生态脆弱、教育落后、信息闭塞，若考虑贫困的多个维度，这些地区的贫困问题将更加严重。因而，要实现多维减贫的目标，集中连片特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

为了准确识别连片特困区的多维贫困主体、多维贫困广度与深度，进而制定指向明确的反贫困对策，必然要求对连片特困区的多维贫困程度进行测度。遗憾的是，我国无论在多维贫困研究还是多维减贫实践方面都相对落后。多维贫困研究方面，引进和消化国际前沿研究成果仍是国内学者的主要工作。一部分学者对国外多维贫困研究的进展进行了介绍和评述（尚卫平等，2005；洪兴建，2005；陈立中，2006，2008；邹薇，2012；刘泽琴，2012；叶初升，2010，2011）；另一部分学者则应用或修正国外主要的多维贫困测度指数对中国及特定区域进行了多维贫困的实证分析（王小林，2010；胡鞍钢，2009，2010；李佳路，2010；罗小兰等，2010；蒋翠侠等，2011；邹薇，2011；陈琦，2012；郭建宇，2012；李飞，2012）。多维减贫实践方面，多维贫困理念普及程度有限，多维贫困测度尚未正式应用于我国扶贫实践。虽然在我国的贫困监测中，经济贫困之外的指标也有涉及，但贫困究竟包括哪些维度、各维度的临界值为多少、各维度的权重如何确定等均缺乏统一规范。针对连片特困区的多维贫困研究则更少，目前仅有陈琦（2012）应用英国牛津大学开发的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对武陵山片区的多维贫困进行测度。

事实上，国外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及其指标在国内特别是连片特困区的应用中存在诸多局限。首先，应用较为广泛的Watts法、AF法都以住户调查数据为基础，而连片特困区统计制度相对不完善、统计信息缺乏，大范围的住户调查数据更是十分匮乏，这无疑制约了上述方法的应用。其次，连片特困区的贫困依然是区域性贫困，以家户为研究对象进行扶贫的精准优势在区域性贫困阶段意义并不明显，相反，将乡村、县域、片区等为对象实行连片开发、整体推进效率更高，这也是国家未来10年针对连片特困区采取的扶贫攻坚战略。因而，构建适用于连片特困区较大空间尺度（片区整体、县域）的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和方法十分必要。

二 连片特困区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连片特困区是我国贫困人口的集聚区，这些区域尚处于典型的区域性贫困阶段。从我国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的空间分布来看，均分布在“老、少、边、山”区，不仅经济贫困、教育落后、生态脆弱、信息闭塞，而且统计机制不健全、统计信息较缺乏。一方面，加快连片特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迫切需要进行多维贫困的测度与分析；另一方面，统计信息缺乏又制约了以个体或家庭为对象的传统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的应用。因而，构建科学合理且适用于连片特困区多维贫困测度的指标体系就不可回避。为了实现科学合理且适用于连片特困区的总体目标，连片特困区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构建应遵循以下原则。

（1）全面反映连片特困区贫困特征的原则。连片特困区的贫困是典型的区域性贫困，而且“老、少、边、山”的区位分布导致了贫困具有多维特性，具体表现为经济贫困、生态贫困、信息贫困、教育贫困、健康贫困、住房贫困和交通贫困等。因而，连片特困区的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必须涵盖上述维度，以求尽可能全面地揭示连片特困区的贫困本质。

（2）更多地使用宏观统计信息资料原则。由于连片特困区的统计机制尚不健全、统计信息资料不够全面，特别是大规模的微观层面调查数据十分有限，若采用依赖于这类信息的指标无疑增大数据采集成本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