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等因素对区域发展的影响越来越重要的背景下，武陵山片区不高的市场化程度，已成为武陵山片区脱贫解困的主要制约因素。过去对武陵山片区难以吸引资本流入原因的分析，主要强调市场环境发育的制约，缺乏从市场通达性的角度进行分析。市场通达性可以反映一个地区对产地的吸引程度，不同地区的市场通过市场——产地的路径对产地产生大小不同的引力，各个市场对产地产生的引力加总，即反映产地的市场通达性，一般用市场潜力来表征。不同产地由于距离规模不同的各地市场的距离不同，其市场潜力也不同。市场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不仅来自所在地的市场，也来自其他区域的市场，目前沿海地区大多数产业主要依托非本地市场。由此可见，经济活动区位不完全由生产成本最小化决定，市场需求以及市场通达性对于经济活动的空间格局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基于以上认识，本部分应用经济地理学的市场潜力模型，定量揭示武陵山片区市场潜力及其空间格局，在此基础上探讨影响市场潜力的主要因素。石敏俊和赵曌等（2007）认为由于中国各个省区内部差异较大，不宜采用省级行政单元为地域单元进行市场潜力的分析，但以县级行政单元进行分析，也存在诸多困难，主要是因为县级行政单元的数据难以获取，可行性较低，因此他们选择地级行政单元作为研究对象。我们利用武陵山片区71个县市（县级行政单元）的数据对市场潜力进行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二 模型和方法

（一）市场潜力估计方法

最早的市场潜力模型是美国地理学家Harris于1954年提出的，用以描述一个地区作为生产地，其区位选择依赖于市场的通达程度。他采用市场潜力指数来衡量市场的通达程度，公式可表述为：

式中，M_j表示j地区的市场潜力指数，Y_k为k地区的收入，g（·）为距离的衰减函数，D_jk是j地区与k地区之间的距离。在此市场潜力模型中，某个地区市场潜力与该地区到市场的距离成反比，与市场购买力即市场规模呈正比。据此，可以把市场潜力的计算公式表示如下：

根据Mion（2004）的估计，参数σ在-4.59到-4.31之间变化，Hanson（2005）认为此值的范围应是-17.9到-6.4，而Kiso（2005）估计的参数区间为-1.38到-0.72。由此可见，市场潜力的大小是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小的。由于不同学者估计的参数数值相差较大，这里我们借鉴Harris（1954）所采用的市场潜力衡量方法，把参数σ的值设定为-1。^[1]另外，用各地区政府所在地之间的直线距离来衡量各地区之间的距离D_jk，其中j地区的内部距离设定为其半径（把各地区看作为圆形）的2/3，即：

其中S_j为j地区的陆地面积（Redding和Venables，2004），该方程给出了某个地区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平均距离。

对于县级行政单元可以受到距离为多远的地区的经济辐射，或者地区经济辐射范围是多大的问题，必须通过测度地区经济辐射范围来确定，但经济辐射范围究竟怎样测量是一个在文献中还未很好解决的问题。王德忠和庄仁兴（1996）基于引力模型，由人口、经济水平、距离等参数对上海与苏锡常地区各县级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做了定量计算，结果表明苏锡常地区与上海经济联系随空间距离增大而逐渐减小，而相比于无锡市所辖各县，苏州市所辖各县与上海的联系强度随距离的增加衰减更快。李国平和王立明等（2001）依据非农人口、经济职能、科技职能等参数对广东省9个中心城市进行等级划分，并利用引力模型对作为一级中心城市的广州、深圳对二、三级城市的经济联系进行测度，结果显示广州对珠江三角洲内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大，而深圳则相对较小，只与其周边区域（惠州、东莞二市）联系紧密。王欣和吴殿廷等（2006）用粤、湘、鄂三省受香港影响较大地区的14个地级市的实际利用外资额来度量香港对各城市的实际经济联系，回归的结果发现，过去在经济联系定量计算经常采用的引力模型中的人口变量几乎不起作用，而距离变量对经济联系有着线性的负效应。高丽娜（2006）基于中心城市对周围城市的辐射能量随距离上升呈指数形态衰减的模型，通过估计衰减因子来测算经济辐射半径，估计出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和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