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青年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形成以及青年研究的发展，都与社会变迁的进程步步相关。社会结构的历史波动，成为青年阶层确立和不断变化的契机，关于青年问题的研究也呼应而出。较之西方相关研究，中国的青年研究有其独特的学科传统和研究进路，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与西方国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青年的特性之一便是对社会变迁尤其敏感，这是由青年所处的阶段过渡性所决定的。青年研究不仅是对青年本身所面临各种问题的讨论，也是对社会科学中一个分支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反思和总结；不仅是对青年群体的分析，更是透过青年来观察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特征。

一 中国青年阶层的形成与发展

清朝末期的中国社会中，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作为独立的年龄群体的青年阶层，古代中国人并无明确的年龄标准，只是模糊区分为“大人—孩子”，而作为生命阶段的“幼年期”“青年期”及其特性是被忽略的。从教育到生产，年轻人被置于家族制度和伦理的约束之中。

19世纪后期，西方近代文化冲击了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教育系统乃至价值体系和社会结构，以往占支配地位的儒家伦理的动摇给社会教育和职业都带来巨大变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实施“新政”中的“新学制”规定了学生的年龄，“青年期”由此制度化，学生阶层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开始出现。从观念认识和公众舆论上，将孩子送到新式学校读书救国具有了为国奉献的“公”的意义，固守家庭被视为“私”而受到否定和批判，当时的状况大大弱化了亲族体系对年轻人的约束。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政府、社会和改革派的知识分子都对学生阶层寄予担当国家命运的期待，1915年《新青年》杂志的发刊和“新文化运动”的发端被看作中国社会中“青年”这一角色类别形成的象征。1919年的五四运动正是始于学生的爱国运动，以学生与民众的联合运动的胜利结束，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社会意义的政治运动之一，“青年”的这种先锋角色也因此获得社会的公认。

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青年完成了民族独立的重任，同时也得以从亲族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压制中解放出来，共产党和政府有意识地积极给予“青年”肯定和位置，把他们编排在各个领域的组织中，期待他们成为革新道德规范和建立新秩序的角色担当者。“革命青年”被定义为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锋，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接受思想改造和政治社会化教育，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力量。

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青年问题”被认为日渐严重：伴随着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社会解开了长期封闭的状态，国外多元文化在青年中受到热烈欢迎，而年轻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更新，被视为“信仰危机”、西方崇拜、金钱至上、享乐主义、缺乏爱国心、缺乏社会责任感；成人社会对年轻人的失望与年轻人对正统价值观的不满，带来社会紧张和代际价值观的断裂，实际上也是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带来的变化，社会的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开始具备社会基础。与此同时，危机感和观念变革使学者开始用社会学、心理学等各种理论来对年轻人的偏差行为和意识做出解释，“青年问题”开始被关注和思考，青年研究应运而生。^[1]

二 青年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

三十多年以来，中国青年研究经历了起伏多变的过程，其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迁，青年及其研究的历史境况、意识形态和学术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青年研究兴起的阶段。当时的社会背景推动青年研究在短期内形成了繁荣的局面：“文化大革命”结束和改革开放为整个社会解放了思想，也使青年群体的各种思潮和争论相继涌现（如“潘晓讨论”）；青年一代正处在反思、迎接开放的徘徊与兴奋期，思想活跃、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的疏离和对立情绪逐渐呈现，青年问题逐渐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引起国家和社会层面的关注；各级团校恢复和建设、许多青年研究机构相继成立，主流社会希望把握青年的思想动态、将青年纳入传统教化体系，官方的支持为青年研究在学术界奠定了合法化基础。关于青年的研究在这样的需求背景下诞生，其宗旨就是寻求青年问题的答案、服务于青年工作和意识形态教育，研究取向侧重政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