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独立成为社会学的分支议题仅仅一个世纪有余，虽然社会学本身也是相对较新的领域，青年研究出现的原因却不止于此。事实上，在市场关系的产业化阶段，年轻人最终成为重新组建社会结构的主要驱动力量。在这一时期，产业工人阶级的集体更替对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从而刺激了代与代之间的经济竞争。

一 青年与社会生产关系的转变

这种加速的转变事关重大，不仅关乎工人阶级，并且关乎生产资料拥有者和资本积累者。在科学进步的助力下，年轻一代可以获得额外利益，他们不再受制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并且时间间隔很长的传承方式。此外，科技在生产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生产的扩大和国际化也增加了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技能专业人士的需求。终身教育的进步使得这些工程师、生产设计人员、管理人员、顾问和其他专家，维持了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换言之，根据涂尔干的理论，^[1]随着工业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有必要减少把外部性、表面构造因素作为青年社会化属性的冥想式分析，而优先考虑青年自我实现的制度性、内生性（本体论）因素。这两个方面都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前者在个人主义社会形式的第一阶段占主导地位，而在个体卷入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的阶段，后者的出现势不可挡。青年在工业化社会中自我认识的过程也变得年轻化，特别是涉及公民的自我认识。比如20世纪初开始出现青年自发性运动，公众人权组织继而在20世纪后半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随后诞生了少年的司法权利，儿童和青少年权利也在国际公约中获得通过。

年轻人通过两种机制参与社会生活，这将影响他们的心态、价值观、公共立场，以及他们的职业和社会地位：第一，让青年融入社会的文化、道德、法律、政治和意识形态传统。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以主流社会规范为他们的基本心态和行为激励。第二，以社会和职业结构的差异来区分年轻人，这是通过职业指导和专业结构进行经济和教育筛选的结果。

最终，年轻人要么选择认同主流经济和社会规范（包括分配方式），形成无冲突的社会；要么选择不认同，即出于各种原因，选择拒绝社会规范，包括意识形态、法律和分配方式，这将导致隔阂和代际冲突。

二 青年的年龄界限和定义

关于年轻一代的社会学解释，人口统计标准并没有现成的范式。它主要是用来分析青年的年龄界限。而年龄设定本身受限于社会结构再生产中新老世代更替“纠缠不清”的界定。这也是社会学并未以严格定义限定青年年龄的原因：既无上限，也无下限，无论从全球范围还是国家层面都是如此，例如，适婚年龄、选举年龄和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均因国别而有所差异。年龄上限的规定也是多种多样，例如，俄罗斯规定35岁及以下为青年知识分子（科学类的标准是40岁）。

20世纪70年代中期，俄罗斯著名学者坎恩对青年做出定义：青年是一个社会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群体，其具有共同的年龄属性特点、社会地位特征和心理特性。当青年作为社会学分析的对象时，这个定义作为一种工具性认知方法是非常适用的。从社会科学的观点看，这种工具性方法被事实验证是正当而有效的，无法简化为“青年社会学”：与女人、老人和其他人口群体一样，青年本身不构成一种社会制度，因此也不是社会学的一个科目。在社会学分析中，青年只是社会关系的真实或潜在的参与者，所以，一个研究者拥有从社会学的各个领域研究青年的正当权利。与此同时，无法将年轻一代从他们与前辈的互动中分离开来。^[2]因此，我们认为青年作为社会学的一个研究主题，定义和描绘了分配关系的再生产。实际上，这意味着社会关系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从起源、形成（社会化）一直到运行（固定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在其他方面，青年是另外一些研究领域（如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或医学）的分析对象。

就整体而言，社会再生产首先意味着职业结构的再生产，其次是阶级结构，最后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结构。为简单起见，我们可以用一种社会结构（如常见的世代更替）再现一个正常社会运作的全过程。在俄罗斯，一个完整的再生产周期（更替）一般需要40年，包括长达10年的初始阶段（工人从16岁开始工作，直到26岁被替换；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轨迹）。

对于“青年”的社会学阐释使得它可以与任何社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