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权市场发展报告（2010～2011）》年度报告（简称《年度报告》）关于世界和国内经济的整体判断是，2010年初，世界经济出现多种危机后出现复苏迹象，但随后发达经济体主要经济增长指标连续多个季度低于预期，引发议会政治缠斗，贻误了复苏期急需的宏观管理系统性政策跟进，致使原来较小可能的二次探底在2011年后半期出现现实的可能性。

《年度报告》关于中国经济的整体判断是，中国为应对危机投放的4万亿元及更大规模的商业投资跟进为2010～2011年间的增长埋下了通货膨胀的种子。为有效遏制物价上涨，中国综合性长时间的宏观政策组合引致增长速度放缓，预测机构纷纷调低中国的增长预期。

《年度报告》认为，2010～2011年间中国“条条”金融及关联机构形成的主流市场为配合国家政策组合趋向，其融资构成快速向过去体制回归；证券融资及“块块性”地方资本市场发展受到影响。唯一的快速推进是私募股权市场，但出现政策性和商业性战略投资人短缺，财务投资人和融资投机人满天飞的趋向。资本市场发展出现重大不确定性。

中国产权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复苏反复和国内增长趋缓的挑战，在稳定主导交易业务的同时，多方面创新发展，大区性质交易市场发展迅速，监管和交易规则有序推进，地方性产权发展出现异化趋势，呈现产品市场发展指标趋缓，要素资本品交易指标活跃替代的局面。中国产权交易市场发展尚待解决的弱项在于仍然无法克服市场边界拓展的难题。本研究报告从下述六个方面：①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经济体复苏应对策略；②中国增长、产业链整合及资本市场发展；③长链金融理论和权益类要素市场理论；④产权市场边界多元化拓展分析；⑤产权市场发展中面临的瓶颈与外部新冲击；⑥产权市场未来可能收敛方向分析，来阐述中国产权市场发展的思考。

一 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经济体复苏应对策略

和平时期经济增长有利于技术、技术型人力资源团队和对应专家型国家管理团队的发展。当出现类似于2008年发端于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危机时，需要思想家类的技术创新出现，需要战略型技术人力资源团队，需要全球性政治家在世界范围的合作。在寻求走出危机的时期，占主导力量的专家型和工程型人力资源团队表现出了视野上的狭窄，应对世界危机出现综合性战略的缺失。危机和走出危机时期更加需要的是思想，或者是突破性思维。

（一）世界头号经济体在战略管理资源缺失条件下的复苏应对困局

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垮台时，发达国家经济体中最不相信这一事件会引起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国家是美国。因为，当时寻求救助的金融机构有两家，一家是雷曼，一家是当年和花旗资产差不多大的金融机构——美国国际集团（AIG）。美国人选择救助后者而放弃救助雷曼兄弟公司的原因就是，那不是个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指标事件。后来的事实恰恰证明当时的危机应对策略是错误的。因为相对于救助的几百亿美元，三次量化宽松政策放入经济中的货币已经是两万亿美元了。加上增长速度的损失和关联债务链条的放大作用，损失岂能是用万亿美元来衡量的。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无外乎在新古典经济框架下的供给管理和凯恩斯需求管理之间徘徊。当两党将主权债务上限上升到国家最高决策的头等大事时，共和党无外乎是说，减税可以减轻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负担，从而增加企业的利润；利润增加，储蓄增加；储蓄增加，投资增加；投资增加，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总供给管理好了，哪还有付不起税的道理。民主党则说，增加税收，可以增加投资需求；增加投资需求，可以增加就业；就业增加了，经济增长岂不到来。把总需求管理做好了，哪还会有加税会伤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道理？当然，两党经济常识性质的争论背后有专家团队的详尽的理论推演方案的支持。

问题在于，美国的增长真的是总供给管理和总需求管理两锦囊二者得其一就可以治天下的妙计吗？纵观美国的战后增长，我们发现，当美国人20世纪50年代在艾森豪威尔主导下修建高速公路的时候，60年代依赖福特流水线作业生产的巨量家用轿车摆到了各地高速公路上。当高速公路上的收费站点源源不断将收费返还给50年代的投资人的时候，支付了过路费的美国家庭因获得了更大的工作和生活半径而获得的了更大的收益。60年代的汽车业大发展使汽车工业成为主导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