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企产权交易的特性

（一）主体异质性与目标多元化

一般商品买卖的规则是，卖者尽可能以较高的价格转让自己的物品，以获得最大的收益；买者则希望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获得物品，成交后银货两讫，互不相干。但这种规则对企业国有产权交易并不适用，因为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是为了实现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调整，国有经济的有进有退和企业改制（李荣融，2005），更一般地说，是为了通过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实现优质企业资本与优质人力资本的最佳结合。在这种要求下，卖者不仅需要卖出一个好价格，还要“寻找一个好东家，引进一个好机制”。如果作更深入的考察，上述双重要求还不是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的全部目标。

前面已经指出，国企产权交易的主体具有异质性。具体来说，主管企业的政府官员、企业管理层与职工，甚至债权人，都对企业拥有残缺的（甚至是模糊的）产权，因而都有发言权，但又都具有不完全的决策权（只是程度不同）。在产权转让时，这些利益主体都想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此造成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目标是多元化的。问题是，在这些众多目标中，有很多目标并不是“卖一个好价格”能够解决的，这意味着在产权转让中引入非价格因素势在必行。那么，当这些因素都加入以后，各种因素如何权衡取舍呢？下面我们用模型进行分析。

（二）产权交易的理论模型

假设产权交易的主体为政府、企业管理层与职工。设产权转让的总收益为A，其中政府的收益为G，企业管理层的收益为M，一般职工的收益为W，则

A=G+M+W （1）

其中政府的目标不仅包括资本增值或收益最大化，而且包括税收或经济增长，此外，它还负有保证当地居民就业的责任：

G=f（v，t，e，d） （2）

在式（2）中，v表示资本增值或收益最大化，它直接取决于产权交易的价格；t表示税收，取决于企业的发展状况；e代表就业，取决于企业的雇佣决策；d代表经济增长，也取决于企业的发展状况。显然，v的最大化，并不代表t，e和d也同时达到最大化。由于G的最大化是四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仅仅v的最大化，并不能保证G也达到最大化。但在这四个因素中，经济增长（d）、税收（t）、就业（e）三者有一定的相关性，即经济增长率越高，税收越多，就业量也就越大。但在单个企业的产权交易中，这三个因素又是相对独立的，例如，企业产权转让后，可能达到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却不一定能够增加当地的税收，也不必然会增加原有企业的职工就业。表面看来，v和e也有相关性，即政府可以卖出一个好价钱，然后用增加的收益来另外安置职工。但如果政府这么做，成本可能更高。这是因为，虽然企业职工代表一定的人力资源，但政府并没有现成的利用人力资源的平台，政府另外建立平台来安排就业，成本当然更高。而企业恰好是人力资源利用的重要平台，故由受让方来安排就业，成本更低。这意味着，政府如果与受让方合作，然后分享合作的收益，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而对受让方来说，以较低价格获得产权同时接受原有企业的人力资源，也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因此，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产权交易有如工程招标，绝不是找一个最低报价的投标者就算完事，而是要找一个好东家，一个好机制，以实现经济增长，增加税收和就业。

不过，政府的目标虽然是多元化的，但由于具体情况存在差异，因而在不同的产权转让案例中，其目标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即式（2）可以改写成：

G=α1v+α2t+α3e+α4d （3）

其中，α1，α2，α3，α4代表政府对不同目标的重视度，且α1+α2+α3+α4=1。例如，政府为了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它将给α1最大权重；有时政府为了追求搞活企业的增长目标，此时，α4具有最大权重。而职工安置和税收始终是重要的前提条件。

对于企业管理层来说，产权转让的最优化表现为M的最大化：

M=f（m，s） （4）

其中，m代表职位，s代表收入。要注意，m与s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即如果管理层能够保住其职位，他/她一般也能保住其收入。因此，除非管理层有更好的选择，否则，管理层就会要求产权转让后保留其职位，这就是“保持管理层稳定”的内涵。当然，管理层还可能利用内部人的优势和控制企业的便利，在产权转让的过程中寻租，以获得一次性的收入。但这种收入在规范的制度框架下并不存在，因而，管理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