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海上丝绸之路自古以来一直是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在古代贸易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在贸易全球化的今天，海上丝绸之路被赋予了更重要的意义。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在逐渐放缓，许多经济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其中以产能过剩、外汇储备过高问题最为突出。为此，习总书记2013年10月在出访东盟国家时提出了极具前瞻性的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后文简称“海丝”）计划。这一计划在供给侧、需求侧、贸易端、地缘政治以及国家安全战略角度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凸显，如不及时进行“供给侧改革”并输出过剩产能，则可能会出现企业倒闭裁员“潮”和劳动者失业下岗“潮”，将严重危害国家的稳定。其次，以往多数改革仅基于需求侧，依靠刺激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驾马车”推进中国经济发展，却引起了房价居高不下、企业失去市场意识等待政府救助、光伏行业“越补越亏”等问题。事实和经验证明，单纯对需求侧进行管理和调控往往会带来“虚假繁荣”，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养痈遗患，贻害无穷。再次，我国传统贸易伙伴的市场已趋于饱和，在全球经济放缓的今天，各国贸易保护主义也开始抬头，贸易壁垒层出不穷，中国急需发展新的贸易伙伴。此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美国提出了“重返亚太”的主张并屡次唆使东南亚有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发难，其围堵中国的意味非常明显。最后，从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来看，我国对油气资源高度依赖，而“海丝”沿线国家以东盟国家和海湾石油富国为主，一旦中国传统的油气进口国由于一些因素停止向中国输出油气资源，对中国的影响不言而喻。可见，“海丝”建设不仅为“供给侧改革”大步向前和“需求侧改革”步步紧跟提供坚实基础，也在中国扩大对外贸易、发展新的政治盟友、保证我国的资源战略及国家安全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非常多，地理位置分布在东盟、南亚、中东、北非等区域（见图1），且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货币。随着经贸往来的日益紧密，沿线实质性的共同利益正在形成，沿线各国间双边货币的流通日益顺畅。在共建“海丝”的大背景下，我国着重通过加强“五通”中的“货币流通”来推动本币兑换和结算，增强人民币在“海丝”建设中的作用，进而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汇率作为促进“海丝”沿线国家经济合作的重要纽带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加速器，不仅促进了“海丝”沿线各国货币的世界性融合，还带动了商贸往来、沟通加深了中外经济合作。2015年12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人民币将于2016年10月1日纳入“纸黄金”（SDR，亦称“特别提款权”），这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进入了一个崭新时代。但即使如此，判断人民币的影响力是否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而显著增强还为时尚早。人民币汇率波动是否会对“海丝”沿线国家的货币汇率产生影响？尤其是在纵深推进“海丝”建设的当下，人民币与“海丝”沿线国家的汇率是否存在联动关系？从理论上来说，合理解释上述问题不仅对推进“海丝”建设和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具有现实意义，还对我国汇率政策乃至货币政策的调整和改革起到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从实践意义上来说，研究中国与“海丝”沿线各国汇率间的关系有利于外贸企业、市场投资者尤其是与中国存在天然联系的华商企业，更好地认清国内外冲击对汇率波动所造成的影响，及时且合理地采取风险规避措施。

二 文献综述

博勒斯莱文（Bollerslev）运用多变量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MGARCH）对短期名义汇率之间的联动（亦称“波动溢出”）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检验欧洲五国对美元汇率的联动性，证实欧洲金融系统（EMS）的成立显著增强了欧洲主要货币汇率之间的联系^[1]。迪波德（Diebold）和纳拉姆（Nerlove）通过构建多变量潜在因子ARCH模型验证了汇率的高度异方差性，并识别出区域货币之间的波动共性^[2]。凯尔内（Kearney）和帕桐（Patton）通过MGARCH模型对法国法郎、德国马克、意大利里拉等欧洲货币单位之间的汇率波动传导进行了研究，证实上述四种货币间存在联动性，并发现德国马克是这些货币汇率波动传导的中心货币^[3]。胡（Hu）和特苏卡拉斯（Tsoukal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