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是所有海外华人居住的国家当中，华人移民数量增长最快的地区，大量涌入美国的华裔新移民，也使美国华人社会出现多元面貌。另外，华裔虽然是全美规模最大、成长最快的少数族裔之一（仅次于墨西哥裔），但面对族群偏见所形成的隐形屏障，华裔新移民要打入主流社会并不容易，甚至功成名就也难摆脱“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y）的刻板印象^[1]。本文以在美国出生成长的华裔新移民新生代为焦点，他们成长的家庭充满中华文化氛围，但受的是美式教育，接触各种族的友伴，对于华人传统认识有限，政治上效忠美国又受到多元文化滋养，因此发展出“外黄内白”的“香蕉人特质”（banana personality）^[2]。近年播映的讲述华裔新移民家庭生活的电视剧《初来乍到》（Fresh off the Boat），正可为观察华裔新移民文化混成（cultural hybridity）^[3]及世代差异现象提供良好的案例。以下简要回顾美国华人移民史，集中描绘华裔新移民的迁徙脉络，尝试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初来乍到》所呈现的华裔新移民文化认同面貌及其意涵。

一 华人移民美国历程及新移民的崛起

历史上，华人大批移入美国始于19世纪中期加州的“淘金热”。当时的华人绝大多数来自广东台山及四邑等地，主要从事矿场、铁路及工厂工作，经商则多以洗衣、餐馆和杂货为业，也就是所谓的“老侨”。学界对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分期有不同的看法，但无论采取何种划分方式，皆以《1882年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与1965年《补充移民国籍法案》（Amendment to th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为关键分水岭。1882年排华法令是美国历史上首次针对特定种族移民的法案，其影响包括：限制过严，致使1906年旧金山发生大地震及大火档案毁损后，出现混冒后代注册“纸儿子”（paper son）的乱象^[4]，以及华人不易融入主流社会，必须聚居自保，各地“华埠”（Chinatown，或称唐人街或中国城）因而迅速扩增，最知名也最古老的是有“第一华埠”之称的旧金山华埠。时至今日，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及华盛顿等大城市都可见到不同规模及形态的华埠^[5]。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民众对中国及华人移民的态度从排斥转为积极友善，并延续到战后，所形成的舆论压力迫使美国国会废除大量歧视性法案。1943年，美国国会废除《1882年排华法案》，每年象征性地准许105名华人移民美国，且华人留学生、教授、传教士来美不受此限^[6]。同年的《战时新娘法》（The War Brides Act）准许退伍军人偕妻子入境，仅1945年到1950年就有8000名华人妇女来美团聚，改善了华人社会性别严重失衡的情况^[7]。

华裔新移民大量入美，导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歧视浪潮。1965年新移民法实施后，美国移民政策从原先以民族来源为基础的移民限额制转变为以国籍为基础的全球限额制，此后更不断增加华人移民配额^[8]。随着印支战争结束所带来的难民潮，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出国风气，美国华人移民不仅数量大增，来源地也更为广泛，除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之外，还有来自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华裔难民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华人再移民。1982年美国总统签署国会法案，两岸分别得到每年各2万人的移民配额，1987年香港移民配额也由600名增至5000名。

1965年以后的华人移民被统称为“新移民”或“新侨”，有别于前述聚居于唐人街的“老侨”，多半居住在交通方便的市郊或多种族社区，生活方式也更接近美国中产甚至上流阶层^[9]。纽约的法拉盛（Flushing）、布鲁克林（Brooklyn），洛杉矶的蒙特利尔公园市（Montreal Park）以及旧金山的日落区（Sunset）等，成为华人新移民的集中区域，他们从事地产、银行、餐饮、旅馆、零售及科技产业，职业分布多样化^[10]。总体而言，华人新移民一般有着学历高、经济实力强、流动性大及地域分布广等特性，他们移民并非为了谋生存，而是求发展^[11]。新移民的增加也使得美国华人社会结构出现了巨大转变，从早年以广东移民为主的华侨社会，逐渐变成以台湾、香港、东南亚华人为主之多元化结构。而改革开放以来，来自中国大陆各地的移民数量更不断攀升，成为新移民的大宗^[12]。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移民比重逐渐攀升，台湾及香港移民则持续下降。1995年时，来自台湾与香港的移民各占大陆与港台总数的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