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过去的35年，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4.39亿，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率达到76%^[1]，但贫困问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中国仍有7017万贫困人口，有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12.8万个贫困村、近3000万个贫困户^[2]。如何打赢脱贫攻坚战，是政界、学界和公众的共同诉求。2015年11月，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在提高脱贫攻坚成效”。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提出，“健全社会力量参与机制。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参与扶贫开发，实现社会帮扶资源和精准扶贫有效对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侨务系统接受捐赠折合人民币900亿元^[3]，华侨华人在中国国内多个领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一方面，扶贫开发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要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4]；另一方面，华侨华人的资金找寻能“四两拨千斤”的项目，使有限的侨捐资金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本文探讨的是，如何实现社会帮扶资源——华侨华人和精准扶贫的有效对接。自1998年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以下简称“国侨办”）定点帮扶积石山县以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城乡面貌发生很大变化。但当前积石山县脱贫工作形势依然严峻，多项具体指标仍与脱贫目标差距较大。本文以甘肃省积石山县为例，探索华侨华人力量与贫困地区扶贫工作的对接，为激励华侨华人更好地参与积石山县扶贫奠定理论基础、总结实践启示。

一 国内外研究回顾

（一）国外非政府力量参与扶贫的研究

国外学界对于非政府力量参与扶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部分。一是关注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对扶贫的效应。许多研究都选取印度、孟加拉国等发展中国家的NGO作为个案，探讨NGO对于扶贫的效应，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在一项涉及印度、孟加拉国、乌干达和津巴布韦四个国家16个NGO的研究中，尽管只有1个NGO完全成功地实现了它的所有实施目标，但从广义看，12个NGO都对扶贫有积极的影响^[5]。二是探究外国援助对扶贫的影响。外国援助通常被认为是缓解贫困的直接手段，其主要理论依据是钱纳里等关于国外经济援助与受援国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6]。该理论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在每一个阶段都受到至少一种因素的制约，可能的瓶颈因素有国内储蓄不足或者出口收入偏低等；国外援助可以通过缓解这些瓶颈因素的约束来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该模型假设国外经济援助对于受援国来说是稀缺的或有用途限制的，因此，受援国不舍得或不便于将国外经济援助直接用于当期消费，而是愿意将这些援助优先用于缓解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的约束。在大量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中，有的支持外国援助有效性的观点^[7]，有的否定外国援助有效性的结论^[8]。

国外学界研究实现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有效结合，对于扶贫问题进行了多学科多视角的探索，尤其是在探讨NGO对扶贫的效应方面有较为成熟的学术成果，这对于本文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但鉴于华侨华人的独特性和中国的具体扶贫状况，这些经验并不能直接套用。

（二）国内非政府力量参与扶贫的研究^[9]

近年来，很多学者关注国内非政府力量参与扶贫主要有以下视角。一是总结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的优势。社会组织具有以下特征，如扶贫模式比较新颖；积极与农民直接接触，实现较好的扶贫效果；准确瞄准扶贫对象，点对点扶贫；积极传播新的知识和技能，以提升农民脱贫致富能力为本位等^[10]。二是具体讨论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在扶贫领域的合作。已有不少学者分析了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在扶贫领域的合作形式，如平等合作模式、监督模式、咨询模式和相互交流模式等等，由于模式不同，在很多具体操作层面如计划、政策或项目都有不同的内容^[11]。有学者从资源角度考虑，由于资源是具有稀缺性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NGO与政府的关系选择。一般来说，资源越是稀缺，合作的愿望会越强烈。在我国，政府支持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政策是否支持对于社会组织来说有很大的影响，在社会组织参加农村扶贫活动中，如其合法性身份的确定形式没有改变，那么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