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也是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基于对贫困内涵的不同阐释，人们对于减贫也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是，就减贫自身而言，它不仅是一个具有政策实践与制度安排双重含义的治理概念，而且是一个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关的一个概念。就减贫的实质而言，它至少应该具有三个层面的内涵。在经济层面上，从政策、规范化的角度发展经济、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使其能够生存下去，这是减贫的起码底线。在制度层面上，从制度安排和供给上落实社会权利，矫正对贫困人口的社会排斥或社会歧视，保证其就业、迁徙、居住、医疗和受教育等应有的权利，保障社会公正、缩小贫富差距、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减少贫困人口遭遇的社会剥夺性和避免社会排斥现象，谋求经济社会稳定、和谐与持续发展。在发展层面上，确立消除贫困的终极目标。人类的反贫困斗争历史实践表明，如果仅仅把反贫困看作对人类需求的不断满足或者是生活质量提高的实现，那么，人类永远无法实现消除贫困的目标。从本质上讲，必须把发展这一崇高的目标作为一项重要的价值原则，才能使人类共创共享社会的发展成果，最终实现消除绝对和相对意义上的贫困。依据减贫的内涵，自英国学者Booth的《伦敦东区人民的劳动和生活》和Rowntree的《贫困：城镇生活研究》从维持最低生活所必需的经济资源或收入水平界定和测度贫困以来，对贫困的识别经历了从静态到动态、客观到主观、确定到模糊、一维到多维的发展过程。伴随着对于减贫的认识转变，中国的扶贫开发战略同样也经历了由单纯救济式扶贫向强调经济维度的开发式扶贫再到综合的扶贫开发转变，综合的扶贫开发政策即因循多维度贫困的理论框架，依托贫困地区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项目带动，采取整村推进、劳动力培训、产业化扶贫等一系列措施，有效增强了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特别是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为2020年实现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出了明确的工作机制和具体措施，为多维贫困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实践依据。

一 多维度扶贫开发的理论依据

贫困概念从20世纪70年才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研究主要集中在贫困的性质。学者们在贫困的性质方面观点不尽相同，但是总体来讲，对贫困的认识不断深化，而且这种深化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从一维到多维的过程。

（一）国外多维贫困理论的演变

对贫困定义的研究是从绝对贫困开始的，即绝对的物质匮乏，其代表人物为朗特里。因为当时存在大量的生存贫困人口，研究者关注的是客观福利的改善，所以朗特里提出最低营养标准作为衡量贫困的标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社会大发展，大多数国家生存贫困得以解决，贫困的研究视角变得多元化。贫困不再是最基本需求的不满足，而是社会比较，是相对贫困^［1］。相对贫困代表人物汤森认为，贫困不再是绝对收入的贫困，它是使一个人不足以达到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一种生活状态。相对贫困理论不再仅仅从绝对收入维度衡量贫困，关注得更多的是主观上的贫困，是相对剥夺。汤森认为，过去的绝对贫困方法已经不能测量现在的贫困，并提出了相对贫困测量方法，即用平均收入作为测量相对贫困。随着社会的发展，各国纷纷开展扶贫实践，与此同时，学术界对贫困的认识不断地深化，贫困理论开始发生演变。

较早明确提出从多维度来认识贫困与发展问题的学者则是Sen（1976）^[1]，其“可行能力”理论被公认为是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在回答“什么样的平等”这一道德哲学问题时，Sen认为广受关注的三种平等观（功利主义的平等、完全效用的平等、罗尔斯主义的平等）都存在严重的局限性，无法通过将三者相结合的方式构造一个完备的理论。进而，他首创了“可行能力”概念，提出了“基本可行能力平等”的构想。其中，可行能力指“人们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的能力”。

将“可行能力”理念引入贫困分析，Sen提出了“能力贫困”的概念。他认为贫困对应的是功能性福利的缺失，而功能性福利缺失的背后则是实现功能性福利的可行能力的缺失，即个人的福利是以能力为保障的，而贫困的原因则是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