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提出

2015年，万众瞩目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获得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这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从此进入了实质性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新阶段。值得注意的是《纲要》中明确提出要“高起点、高标准建设若干定位明确、特色鲜明、职住合一、规模适度、专业化发展的微中心”。这一提法在国内区域规划中还是第一次，反映出中央对京津冀区域城市空间布局理念的突破和完善，同时也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这一重大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破题思路。对河北而言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不仅有利于推动河北在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而且有利于河北省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但什么是“微中心”，其边界如何界定，建设模式有哪些，建设的体制机制如何创新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解答。

二 理论探讨

人类城市发展经历了九个阶段，即不定期不固定地点集市、定期定点集市、常年固定地点集市、集镇、小城市、中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当城市规模发展到大城市以上层级时，一些负效应因素开始出现，成为城市聚集效益上升的障碍，比如拥挤成本上升、交易费用增加、城市生态环境和治安环境恶化，即通常所说的大城市病开始出现。随着城市规模进一步膨胀，尤其是当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接近或超过65%的时候，城市化发展出现城市人口集聚倾向减缓或停滞且城市人口分散化倾向急剧加强的现象^[1]。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发达国家的特大城市开始出现中心城区人口减少且不断向郊区扩散的趋势。为了防止大都市向近郊周边地区的自然膨胀和无序扩张，西方一些学者不断探索研究以寻找解决之道。从总体上看，相关研究是沿着两条路开展的。

（一）从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寻找解决方案

这一研究路径主要是利用经济学基本原理，通过总结城市化一般发展规律来寻找大城市、超大城市自然膨胀、无序扩张问题的解决方案。该类研究认为，城市化一般经过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初期阶段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30%以下，城市数量少、规模小。中期阶段城镇人口占比达到30%～70%，城镇集聚效应日益显著，城市数量迅速增加，城市地域大幅度拓展并出现城市地区和大城市连绵区，以伦敦为例，伦敦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最早形成的大都市，从16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伦敦城市人口从8万增加到655万，城市圈域的半径从不过3英里达到12英里。后期阶段城镇人口占比达70%以上，且出现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并向郊区扩散，这一阶段为防止大城市无序扩张，一些学者提出了许多疏解设想和计划。“二战”前，早期的城市学者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设想，一个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模式。随后建筑师恩温又提出在伦敦周围适当距离的郊区建设一系列“田园城市”，即卫星城概念。“二战”后，关于城市发展的一系列思想主张风起云涌，主张集中化道路的有勒·柯布西埃的“现代城市”设想、伯吉斯的“同心圆理论”以及戛涅的“工业城市理论”；主张分散化道路的有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赖特的“广亩城”思想、霍依特的城市发展“扇形理论”以及哈里斯和乌尔曼的“多核心理论”^[2]。

（二）从空间组织发展的内在规律角度开展研究

如果从学科归属角度看这些研究主要包括经济地理学、区位理论、新经济地理学（或空间经济学）等方面。以新经济地理学为例，该理论认为人类经济活动存在两种方向相反的力量一种是使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中经常出现集聚现象的向心力；另一种是使经济活动分散的离心力。城市本身就是集聚的结果。这类理论通常借助模型来理解经济活动的地理结构和空间分布是如何在向心力和离心力两股力量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主要包括三类模型：一是区域模型的中心—外围模式；二是城市模型的城市层级体系演化，主要描述经济是如何从单一中心地理向多城市地理演变的，这类模型是以德国经济学家冯·杜能的“孤立国”为起点，经韦伯工业区位论到奥古斯特·勒施生产区位论，理论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三是国际模型的产业集聚与国际贸易，主要以保罗·克鲁格曼、藤田昌久为代表^[3]。

通过对上述两条研究路径的成果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两点感受：一是不论是从城市经济平面切入，还是从空间区位视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