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在中国特色城镇化和统筹城乡发展的大背景下，国内学者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障碍及影响因素作了大量研究。王桂新等（2010）以上海市为例，研究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及意愿，认为主要受在城市的居留时间、婚姻、经济特征、社会、区域环境和个人等影响。张永丽、谢盈盈（2012）以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为基础，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的满足条件进行分析，并通过定量研究，认为收入、劳动合同、人力资本、社会关系、就业稳定性等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因素。孙战文、杨学成（2013）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行了动态研究，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分为四个阶段，利用山东省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阶段影响因素的差异性，并提出了不同的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阶段性措施。张笑秋（2015）从心理学和人类行为理论的视角，研究了情感、动机、风险偏好、公平感等心理因素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对产生的正向、负向和不确定三种结果进行分类分析。

农业转移人口主要是指户籍在农村，而常年或部分时间在城市从事非农生产的人口。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二元社会体制造成以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为主要特征的城乡差别和就业差别。农业转移人口在身份认同、就业与工资收入、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镇居民存在很大差别。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与就业制度改革，不断提高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对推进甘肃新型城镇化建设、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甘肃省统计局没有关于农业转移人口数量的准确统计数目。2014年，甘肃省住建厅统计的户籍城镇人口是7530733人，常住城镇人口是9665996人。文中用来统计分析的资料部分来源于《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部分来源于问卷调查。由于时间和经费问题，共发放问卷300份，收回有效问卷237份，调查地点为兰州市、武威市、天祝县华藏寺镇。

一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影响因素

综合考虑中国国情和甘肃省情，本文认为影响甘肃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因素综合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因素（经济新常态下，城镇吸纳就业能力减弱；经济增速放缓，农民市民化的城镇公共支出压力大；农村惠农政策使城镇化进程放缓；中小城镇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口集聚能力弱等等）；二是个人因素（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农业转移人口及随迁家属未能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缺少归属感和情感寄托，农业转移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就业能力不足，多方面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再加上传统观念对土地的依赖，担心入户城镇后的社会保障问题等）；三是制度因素（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保障房制度等）；四是文化心理因素。并将这四方面的因素细化为13个具体指标。

表1 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因素

二 甘肃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影响因素分析

（一）影响甘肃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单因素分析

1.经济因素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

早在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他的名著《政治算术》中就指出：制造业比农业，进而商业比制造业能够得到更多的收入。在经济发展中，这种不同产业之间的相对收入上的差异会促使劳动力向能够获得更高收入的部门移动。20世纪50年代，科林·克拉克就此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得出如下结论：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当人均国民收入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移动。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第一产业将减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将增加。这就是所谓的“配第-克拉克定理”^[1]。配第-克拉克定理的微观基础是，农业技术的进步意味着农产品供给大幅度增加，而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农产品需求缺乏弹性。所以，从长期来看，农业发展相对于其他产业的发展而言，处于停滞或衰退就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农业人口向其他产业转移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

世界银行1990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同城市化呈正相关关系。因此，一个国家只有总体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其城市化水平才能提高。尽管有些国家大城市人口剧增，但一方面整个国家城市化水平不高，另一方面这些大城市的发展质量也较低。但是，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很弱。经常出现经济增长速度很慢，但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