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开启了战后东亚经济发展的奇迹。这一奇迹不仅建立在高速的经济成长上，也同时确保了所得分配的相对平等，使东亚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台湾面临一连串的社会经济结构性转型，特别是全球化与去工业化的结构性转型，逐渐地使台湾所得分配状况恶化。90年代以降，台湾开启了一连串的社会政策与立法，包括各项的福利津贴体系（如：老农津贴、敬老福利津贴、身心障碍福利津贴、中低收入户老人津贴等）、制度化的社会保险体系（如：全民健康保险、国民年金保险、劳保年金化），以及各类的社会服务和社会立法（如：性别平等法、小区照顾服务体系等）。这些社会福利立法以及改革，逐渐地让台湾社会福利体系法制化与制度化。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保障体系的法制化或制度化，实际带来的意涵在于能够促进劳动的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以及削弱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所得不平等问题（Esping-Andersen，1990）。社会政策体系成为在面临这些结构性转型时的政策性工具之一。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如社会保险、社会津贴政策，不仅使台湾的社会政策趋于完备，更重要的是提供了结构性转型过程中的一种补偿机制。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简略地介绍台湾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结构；透过文献回顾的方式了解所得不均的结构性因素，包括全球化与去工业化；透过家庭收支调查资料，呈现台湾目前的所得分配状况；依据家庭收支调查，了解社会保障体系的所得移转效果；进行结论。

一 台湾社会保障体系结构

一般而言，社会保障体系包括了主要以现金给付为主的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社会津贴（social allowance）以及社会救助（social assistance）三类。其中，社会保险在福利国家体系的设计上，一直被看做是透过保险原则的运作来加以保障老年、健康、失业以及职业伤害等社会风险。因此，在设计上，包括了年金保险、健康保险、失业保险和职灾保险。而近来因为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长期照顾保险则成为社会保险的一环。一般而言，社会保险体系是建立在缴费互助与风险分摊的原则上，并且借其社会性与保险性的双重性格，形成社会凝聚（social solidarity）。社会津贴体系，主要的精神是建立在公民资格（citizenship）之上的普及式福利政策。政府通过对特定人群，如身心障碍者，或是退休老人，或是儿童，提供一定水平的均一给付。因此，津贴制多以政府税收为主要的财务支应方式。社会救助，则是指以国家通过税收来救济贫民，因此这是一种非缴费制的社会政策，而且其给付资格是建立在资产调查（mean-tested）或是所得调查（income-tested）上。表1比较了社会保险、社会津贴与社会救助的差异。

表1 社会保险、社会津贴与社会救助的差异

（一）社会保险体系

以职业区隔的社会保险体系为主是台湾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制度。一方面，受到日本殖民时期的影响，台湾的社会保障体系呈现职业分立的结构。另一方面，受到既有职业分立的社会保障结构的限制，再加上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其执政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因此在威权政体中所拥有的高度国家自主性，让国民党政府能够将资源分配给其主要国家统治机器的军人、公教人员和公营事业劳工。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就形成了所谓的福利侍从主义（welfare clientelism）。但是在民主化之后，台湾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渐扩张到其他的人群，包括了劳工保险的扩张和国民年金保险的立法，以及更为重要的是全民健康保险的制定。这些逐渐性的扩张，或者是体系的整合，使社会保险体系虽然保留了传统职业区隔的特色，但是同时也普及其他的人群。目前台湾最主要的三个社会保险体系，即是劳工保险、国民年金保险和全民健康保险，分述如下。

1.劳工保险

台湾于1958年时整合各项劳工保险办法^[1]，形成劳工保险。之后历经数次修法，逐渐地扩展涵盖范围，从原先的雇用劳工在10人以上的工厂、公用事业工人等为对象，到1979年的修法之后，被保险人的范围扩大到雇用5人以上之公司；1988年修法扩大到无一定雇主或自营作业及参加渔会之甲类会员。基本上，劳工保险是目前台湾最主要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一。其给付内容包括了老年给付、生育给付、伤病给付、医疗给付、死亡给付等。包裹式的给付内容成为台湾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