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和平发展：中国有什么

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发展。和平发展有其越来越明显的根本的大战略裨益。它在绝大部分时候、绝大部分方面压倒性地依靠广义的“软权力”，即和平的、非军事的权势资源和权势行使。例如，经济力、外贸力、外交力（特别是外交纲领、外交风格和外交技能的吸引、说服和其他柔性功能）、文化力、移民力、国家发展成功本身在国家巨大规模之外带来的格外的劝阻力（或曰“软威慑”），等等。所有这些力量的特征在于其非暴力伤害性、渐进累积性、广泛弥漫性以及很大程度的互利性，相对而言最不易阻挡、最少引发强烈阻力、成本最小化和后果最可接受，因而兼具有效和合算双重好处。

当然，军事力量、军事意志和军事体制效能在某些至关紧要的可能紧急情况下最为紧要；而且它们在平时遏阻最坏情况发生的根本威慑作用，加上它们可以产生的威望、影响力和偶尔必需的强制性外交能力，也至关重要。然而，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主要依靠和根本战略应当是，也确实是和平发展。它的最大好处是相对成本低，而且效应相对经久。中国内部困难多，因而一定要格外地讲究保持低成本；中国的抱负长远伟大，因而更倾向于相对经久的力量效应。

在世界政治的很大部分都在变化这一基本性质中，和平发展概念有其坚实的基础。中国崛起的一个至关紧要的源泉已经首先得到了当今事实的充分证实，用一位杰出的美国国际政治学家20多年前一本名著的标题来说，就是“贸易国的兴起”。与先前的历史时代相比，战争作为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的价值总的来说已大为衰减，国际关系的日常首要问题越来越从领土和军事安全转向经济问题和软权力问题，国际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和影响愈益增大，国家在经济、文化、外交和道义影响方面的表现一般来说越来越比军事表现重要，同时各种跨国的非传统威胁愈益突出。在这样的变化中，和平发展符合世界政治的基本潮流，成为获得伟大成功的相当大一部分的根本保障。

二 价值贡献：中国缺什么

如果从广义的软权力转到狭义的软权力，那么至今为止中国崛起的情势立即变得远非乐观。狭义的软权力是指生活方式、价值观、体制功效、社会面貌、国策纲领、行事方式等的吸引力或鼓舞力，连同从事吸引、鼓舞和柔性影响的技能。现代世界史证明，重大的历史性创新是一国成为可持续的世界强国的一项根本先决条件，它关系到该国对世界历史的贡献、对外部世界的吸引力和对本国人民的鼓舞力，而所有这些都是在价值的层次上，或者说是在最大的狭义软权力的层次上的。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价值意义上对世界已有什么贡献？

几个世纪以来直到今天，现代价值观可被最浓缩地概括为“经济成长”、“自由”、“社会正义”以及近几十年来愈益突出的“生态保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主要的成就是在“经济成长”范畴，但这个价值观远非出自中国的创造。不仅如此，中国政府和人民现在已经相当强烈地感到这一成就迄今为止代价过高，亦即在过大的程度上减损了社会正义和牺牲了生态保护。至于“自由”，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致实现了中国13亿人口的经济“自由”，这无疑是世界史上自由的巨大扩展，是中国近30年的一项非常伟大的成就。然而，不仅经济“自由”本身不是中国的价值创新，而且这自由的实现同样在“社会正义”和“生态保护”方面代价过高，何况在其他一些基本自由的较充分实现方面，中国还有较长的路要走。简言之，迄今为止中国依然比较缺少（甚至严重缺少）最大的狭义软权力。这是中国面对的最大的历史性挑战。就近期甚或中期的基本目标而言，这首先意味着能否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尽快实现中国现行很不平衡的发展模式的转换。

冷战之初美国战略的头号设计者乔治·凯南有一条尤其根本的信念：美国在冷战中必需的终极依靠，它得以最终克制苏联的终极保障，在于美国社会本身的健康——并非必定享有、更非必能经久保有的社会健康。这是凯南战略思想的最深刻之处，也是一项值得当代中国借鉴的贤哲灼见。足够强烈和经久地构建和发展狭义软权力的意识至关重要，因为它首先能够使它的持有者更多更久地关注他们自身社会的素质、面貌和形象，从而有助于使之变得对他们自己有鼓舞力，并对其他国家的人民有吸引力。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