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30年前邓小平启动富含伟大创新性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1992年他就国家方向和根本战略所作的锐意改革的南方谈话引发中国经济持续腾飞以来，中国这个巨型国家已经发生了种种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迁。在这巨大变迁的背景下，我们可以概览和分析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方面，理解与先前相比，中国对外战略在基本思想和实践上有什么主要的新特征。

这里将主要集中于思想，包括对外战略思想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根本纲领。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当代最高领导（从邓小平经江泽民到胡锦涛）的意识形态有了一种新的复杂性。作为他们的对外政策方向的基本原因之一，他们怀抱的“传统”意识形态由三大成分构成：第一，传统的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形态，在此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际关系视野和国际关系信念；第二，中国的爱国主义，或者说中国现代激进民族主义；第三，“现实政治”（realpolitik）意识形态，或曰关于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现实主义思想，那当然远不是中国人或共产党人独有的。

现在，一种可称为“新国际主义”的新成分早已被添入了他们的意识形态系统，那是在全球化和中国愈益卷入世界体系的大背景下浮现和发展的。这种“新国际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较迅速地增长着的一些特定的诚信——一般相信多边合作、相信国际组织和国际体制、相信跨国的非政治交往，既是鉴于它们对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助益，也是鉴于它们本身被认为具有的内在价值。“新安全观”和“和谐世界理念”等颇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这一“新国际主义”的体现。此外，还有得到中国媒体大量宣传和学者众多讨论的中国外交的“多边主义”。同样，与毛泽东时代相比，邓小平以来中国最高领导怀抱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总的“烈度”业已逐渐减低，除了在“台湾问题”和中国边疆领土主权完整性问题上。由此而来，“烈度”减缓了的民族主义可被定义为“讲求实际的民族主义”，它的特征和它与中国民族主义其他基本形态的区别已得到了较好的展示和分析。中国最高领导的“现实政治”或现实主义意识形态也增添了某些新内涵，亦即与先前相比，他们的“国家利益”观念在颇大程度上的“国际社会化”，即他们心目中的“国家利益”的颇大一部分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融合或同化。

鉴于其新颖性、宽宏性和蕴含的重大历史意义及价值观意义，和谐世界理念值得在此予以着重谈论。这一理念首先基于世界政治的基本性质正在经历的变迁。它们包括：与过去的历史时代相比，战争作为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的价值已经并且迅趋衰减，国际关系的日常首要问题越来越从领土—军事安全转向经济问题和软权势问题，国家在经济、文化、外交和道义影响方面的表现一般来说越来越比它们的军事表现更重要，国际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和影响愈益增大，全球范围内国家（特别是大国）内部社会形态、基本价值及主要政策观念在保持异质性的同时同质性显著增多，同时各种跨国的非传统威胁和全球性共同问题愈益突出。也就是说，“和谐世界”并非纯属空想或理想，而是在世界政治的基本性质中正在发生的一类重大动向。这一点在科学意义和历史方向意义上最为重要，尽管在未来并非全无可能发生世界政治性质的某种反向变迁。

和谐世界理念也基于当代中国和平发展的行之有效的伟大实践经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崛起在绝大部分时候和绝大部分方面压倒性地依靠和平的国际交往，依靠广义的“软权势”，特别是和平贸易、国际协商和“微笑外交”。这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对外关系记录中极为显著，无可置疑。此类实践经验的一大动因，同时也是一大结果，就在于前面所说的“新国际主义”。与此同时，它也至少在同样大的程度上基于中国的大战略需要，积极提倡和适切推行它可以得到的重大战略裨益。这首先是因为与和谐世界理念密不可分的和平发展战略，该战略具有下述了不起的裨益，包括最少引发强烈阻力，最小化的成本发生和后果方面相对最可接受。与此相关的一项基本的战略常识在于：在国际政治中，经宣告的根本态势、根本祈求和政策宣示方式与实际的政策行动一样重要，甚至往往更为重要。

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世界秩序观大相径庭，和谐世界理念代表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关于世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