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考察两个问题：一是在对时间序列数据的考察中看到拉丁美洲地区一个特有的社会经济现象，即“增长性贫困”，二是以拉美“增长性贫困”现象为分析对象，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反贫困作用进行研究和比较。本文的考察角度主要是社会保障制度与反贫困之间的相关性问题，即从拉美、欧盟和美国等经济体社会保障制度减贫效果的比较研究中考察拉美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减贫幅度和减贫系数，以此来说明拉美社会保障制度对其“增长性贫困”负有相当的、相应的责任。

一 拉美“增长性贫困”问题

（一）拉美“增长性贫困”的表现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曾说，“经济增长对于减贫至关重要”，但统计显示，世界各地区的减贫效果与其经济增长并非完全呈正相关，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2000～2009年的GDP年均增长5.1%，超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3.8%，但贫困率却居高不下，以2002年为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率高达44%（3亿人口），拉美地区的贫困率同为44%。^[1]

在过去的近30年里，拉美和非洲是世界上贫困率最高的地区，也是“增长性贫困”最典型的地区。“增长性贫困”在拉美的表现主要是：经济呈低速增长态势的同时贫困率日益上升。可用以下两组数据予以描述。

第一，拉美近30年来经济增长率平均虽呈正值，但贫困率却逐渐上升。1981～1990年拉美地区经济年均增长1.2%^[2]，1991～2000年为1.1%，2000～2006年平均为1.8%。^[3]同时贫困率居高不下，总体呈上升趋势：1980年贫困率高达40.5%，1990年为48.3%，1997年为43.5%，1999年为43.8%，2002年为44.0%。^[4]此后随着经济好转贫困率逐渐降低，2007年降为34.1%，2008年为33%。^[5]

第二，贫困人口绝对数量直线上升趋势。1980年拉美贫困人口总量为1.36亿人，1990年升至2.00亿人，1997年2.04亿人，1999年2.11亿人，2002年2.21亿人；2006年拉美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比1980年多出近7000万人，此后贫困人口也呈现下降趋势，2007年为1.84亿人，2010年为1.8亿人。^[6]在贫困人口增加的同时，赤贫人口的绝对数量也呈上升趋势，1980年拉美赤贫人口为6200万人，2002年升至9740万人。^[7]而同期全世界赤贫人口的总数量呈下降趋势：1980年是14亿人，到2000年则下降到12亿人。^[8]

（二）拉美“增长性贫困”的四个特征

首先，贫困人口增量空间分布呈畸形趋势。拉美贫困人口增量在城乡间分布极不均匀，呈现出畸形发展态势。城市贫困人口数量直线上升，而农村贫困人口变化不大：1980年农村贫困人口是7300万人，2002年升至7480万人；与此同时，城市贫困人口数量却从1980年的6290万人激增到2002年的1.47亿人，翻了一番多，几乎所有贫困人口的增量都在城市。

其次，贫困人口增量空间畸形分布导致“绝对贫困化”的“城市病”。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化进程就是城镇化或非农化的进程。在拉美现代化进程中，其“城市病”表现为，随着农民转化为市民，农村贫困人口不断转化为城市贫困人口，甚至导致城市“赤贫化”，形成财富增长与贫困恶化并存的二元结构，反差巨大：农村赤贫人口从1980年的3990万人增加到2002年的4580万人，但城市同期从2250万人激增到5160万人，整整翻了一番多，赤贫人口增量几乎完全涌向城市；从占比上看，1980年城市赤贫人口为10.6%，2002年则是13.5%。

再次，两极分化加剧，这也是“城市病”的另一个表现。拉美城市人口的两极分化和收入不公成为世界之最。在世界上7组国家的基尼系数中，拉美地区最高，是57.10%，其次由高往低分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45.41%，东亚与亚太地区43.14%，中东北非地区37.82%，OECD国家34.00%，南亚32.56%，最低的地区是中东欧地区32.27%。^[9]

最后，城市治安条件恶化，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由于两极分化等原因，民众对经济改革和现行政策表现出强烈不满，对政府不信任情绪不断增加，在20世纪90年代拉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社会运动空前活跃，社会冲突再次进入高潮期^[10]，民众和某些社会阶层对国家体制有组织地进行反抗，甚至导致社会动荡。

（三）拉美“增长性贫困”的“3%拐点假说”

一般来说，增长可促进减贫，与贫困率呈负相关。但在考察拉美增长与贫困时会发现，当增长低于3%时，减贫的作用很不明显，贫困率与增长率同时上升，出现“增长性贫困”现象。例如，1990～1999年拉美19个主要国家年均增长1.56%^[11]，同时，该地区贫困率也持续攀升。但当超过3%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