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多种外交工具中，对外援助是形式最为多样的一种，它既可以政治面貌出现，又可以经济生产、财政预算、建筑工程、社会服务、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许多方式出现。此外，对外援助所承载的使命也极其丰富，它的目标不仅限于建筑的完工、服务的提供、资金的拨付，而是通过这些任务的完成去体现更高层次的国家利益、国家形象，乃至国际发展和人类诉求。近年来，特别是“9·11”事件以来，国际援助逐渐从国际关系的后台走向前台，成为不可或缺的外交战略工具。

一 中国对外援助的成效

1950年，新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家百废待兴，财力和物力都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毅然向处于为民族解放而战的朝鲜和越南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援助，战争结束后又将对两国的援助扩展到经济和技术领域。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援外的对象逐步从社会主义国家扩展到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为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提供了真诚无私的援助，并且把这种援助看做中国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看做朋友、兄弟和同志之间的互助。毛泽东主席说，“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1]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同志加兄弟”的互助性国家关系：中国帮助兄弟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奴役和压迫，兄弟国家帮助中国打破西方对新中国的经济围堵和政治孤立。

“同志加兄弟”式国家关系的本质特征是大小国家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体现在中国对外援助中就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制定的“八项原则”。“八项原则”提出：中国政府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提供对外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做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2]中国对外援助原则中体现的这种平等的国家关系和国际主义精神在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关系著述中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正面的论述，而且不断遭到曲解和指责。这是因为：世界各援助国的对外援助政策中都负载了政治、经济、文化和战略动机与目标，因为这些目标各不相同，因此评判的标准就出现了南辕北辙的差异。此外，体现在国际援助中的国家关系历来以不平等著称。发达援助国将0.3%左右的GDP用于援外，却可能形成受援国国家预算25%～30%的资金来源，^[3]使援助国可能成为受援国支配性的财政力量和最重要的资本来源，并获得发号施令的权力。中国对外援助的原则和方式的恰恰违逆这样一种国际关系。

在过去的60年中，对于中国援外一直都有来自不同角度的不同评论。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曾经说过：“无论是在中国给予我国的巨大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中，还是我们在国际会议的交往中，中国从来没有一丝一毫要左右我们的政策或损害我们国家主权和尊严的企图。”^[4]对中国援助的挞伐主要来自西方舆论和部分非洲非政府组织，它们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不负责任的角色”，^[5]“在挑战现有的发展范式”，^[6]呼吁美国与欧盟结成更加紧密的“民主共同体”，以共同抵消中国的影响；^[7]迫使中国在国际压力下，“自行放弃其目前的政策”。^[8]

中国对外援助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自我完善和发展。与其他领域的改革发展一样，中国对外援助的改革发展源自于内生动力，而不是外来压力。《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一书曾经指出：“单纯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援项目，财务管理实行预决算制，一切费用实报实销，项目投资多少，建设周期长短，工程质量优劣，同执行单位的经济利益没有关系，不利于充分调动项目执行单位和广大援外人员的积极性。”^[9]此外，中国对外援助的决策由于缺乏可行性研究而偏向规模过大、承诺任务超重等违反经济规律的现象，产生了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浪费现象。此外，中国的援外规模也超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承受能力。为了改善中国对外援助工作，中国对外经济联络部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分别于1971、1972、1973、1975、1977年召开了5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