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和未来的全球安全和稳定会受到在东北亚发生的事件的重大影响，而对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产生最大影响的，恐怕莫过于中、美、日三个国家。在这个战略三角关系中，每一个国家都受到另外两个国家关系的影响。美国的对日政策不仅会影响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而且会影响中日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在后冷战时期表现得日益明显。同样，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会影响它同日本的关系，同时会影响中日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并不愿意看到这一地区中的大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对抗，因为这可能严重限制美国地区安全政策的灵活性，甚至可能把美国拖入同中国的对抗或冲突。此外，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是，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动也成为影响美日安全关系和中日关系的重要变量。

一 冷战时期的中、美、日关系

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美国对日本实行了占领，并于1946年强加给日本一个使其非军事化的战后宪法。然而，没有多久，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就开始对这一战略感到后悔了，^[1]因为虽然宪法的和平保证可以防止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但是从1950年起美国改变了在世界范围内同共产主义对抗的优先考虑，变为宁愿日本把大量资源投入军事开支来支援美国的全球战略。^[2]美国先是在1949年“丢失了中国”，尔后又发生了朝鲜战争。朝鲜战争是美国在亚洲开始实行遏制政策、建立联盟体系的导火索。^[3]这个联盟体系的特征是“轴心—辐条”式的。在东北亚，1950年美国同韩国建立了安全同盟，1951年同日本建立了安全同盟，1954年同中国台湾签订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1951年美国在与日本谈判《相互防卫援助协定》（The Mutual Security Assistance Pact）时，开始转向从日本寻求在亚洲对美国遏制战略的支持。这一协定给予了美国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的权利。根据该协定，美日双方在日本领土受到武装攻击时有责任相互援助，然而，由于宪法第9条款的限制，日本不可能为了防卫美国而向海外派遣其武装部队，特别是宪法还禁止日本建立陆、海、空三军。这就是说，美国必须事实上承担单方面防卫日本的义务。宪法还声明，“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4]

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说服了日本建立自卫队。1954吉田首相在议会强行通过《自卫队基本法》（The Self-Defense Forces Basis Law）。日本政府辩解说，建立自卫队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仅仅是为了自卫，这与宪法第9条款的规定并不矛盾。政府的内阁法制局（The Cabinet Legislative Bureau）决定，自卫队只能被用于自卫（即对日本本土的防卫）；没有集体防卫（即不能以其他国家的名义或根据其他国家的利益采取军事行动）；不拥有进攻性武器；不向海外派遣军队。这就防止了日本使用自卫队来做防卫日本领土以外的事情。

在冷战的背景下，为了同共产主义对抗，美国一心要把日本留在西方阵营内。恢复日本经济和把日本拉入西方集团成为美国的重大目标。为此，美国向日本商品开放了自己的市场，使日本很容易从美国得到技术转移，为日本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并允许日本加入世界银行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5]而此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YoshidaShigeru）为了尽快获得美国的援助以恢复日本濒于崩溃的经济，也积极地迎合和追随美国的战略目标，为美国的亚洲战略提供了便利。

吉田茂把对美协调政策当做日本外交的基本支柱，他为自己的政策辩护说，以美国驻军为中心的战后日美关系可以为日本安全起积极作用。也正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吉田茂选择了中国台湾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战争媾和对象，使得在此后的20年中没有一届日本政府能够打破这一禁忌而承认中国政府。^[6]吉田主义要求日本采取美国在国际政治上的立场，以此来换取美国对日本的军事保护，其结果将以日本放弃自主为代价。另外，吉田茂借助于美国为日本制定的宪法和公众的支持，拒绝美国使日本重新军事化的要求，对宪法做出了和平主义的解释，对扩大军队和扩大国防工业实行自我限制，把“防卫性国防”当做日本国防政策的核心信条。^[7]为了进行经济重建，吉田茂要求尽可能少地把资金花费在国防开支上，同时尽可能使美国情愿为日本提供核保护伞。^[8]用美国日本问题专家戴维·阿拉斯（David Arase）的话来说就是，吉田主义使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