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在伊拉克遇到的麻烦日益增大和美国国内对布什政府伊拉克政策的怀疑日益加深，广受争议的“布什主义”似乎走到了尽头。本文旨在判定“布什主义”在美国意识形态中的位置，揭示它与新保守主义的关联，说明它与“美国例外论”、自由主义、里根主义和威尔逊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而探讨“布什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两者共同兴衰的历程及原因。

一 “布什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契合

如果给“布什主义”下一个简要定义的话，就是布什所主张的先发制人、单边主义，追求美国仁慈的霸权，运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推进民主的外交政策。2002年6月布什在西点军校的讲话和2002年9月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大多被认为是“布什主义”形成的标志。

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除了重复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些传统目标，如在全世界促进自由民主政府和自由贸易制度，还提出了一个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转向的引人注目的观点：不能通过使用遏制和威慑工具对付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武装起来的非国家恐怖主义者。报告说，“鉴于流氓国家和恐怖主义者的目标，美国不能仅仅依靠我们以前依赖的反应姿态”。“美国长期以来保留了先发制人行动的选择，以对抗对我们国家安全的充分威胁。威胁越大，不行动的威胁性就越大——采取预期的行动来保护我们自己的案例就越令人信服，即使关于敌人进攻的时间和地点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为了抢先和防止我们敌人的敌对行动，美国应当，如果必要的话，先发制人。”在必要的情况下，美国将需要诉诸“志愿者的联合”（the Coalition of the Willing）。^[1]由此，这个文件提出了美国将采用先发制人、预防性战争和单边主义的方法，对付威胁其安全的国家和非国家因素。

美国外交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认为，先发制人和单边主义都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新特征。第一个根据先发制人的主张而采取的行动发生在1818年，当时美国人认为，西班牙对佛罗里达的不稳定统治使这片领土成为抢掠者和敌视美国的印第安人袭击美国的基地。为此，美国军队对佛罗里达采取了先发制人的入侵。同时，美国大战略家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说服了门罗总统写信给西班牙政府，要求其或者在佛罗里达部署足够的军队来有效地维持治安，或者把这片土地割让给美国。亚当斯的战略最后确保了美国对佛罗里达的控制。在亚当斯1820年当选为总统之后，他开始把这一战略应用到整个美国西部边界。先发制人的主张以后被美国应用于为兼并可能会受到敌对国家控制的领土辩护，例如波尔克总统以此来为他1845年兼并得克萨斯辩护，并为后来美国兼并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科罗拉多和内华达进行辩护。^[2]此外，艾森豪威尔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曾围绕着先发制人的战略进行过讨论，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也曾考虑过对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不过他们最终都没有采纳这一方法。^[3]在美国外交传统中同样有影响的是亚当斯的第二个主张——单边主义。单边主义的观点认为，美国不能依赖于其他国家保护美国安全的良好意愿，因此美国必须准备自行其是。华盛顿在其著名的告别演说中谈到1778年的美法联盟时表达了这一观点。^[4]

“布什主义”的基础是新保守主义的观念，关于这一点几乎没有人怀疑，无论布什本人是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新保守主义者。虽然自称为新保守主义的人持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新保守主义思想可以成为范围广泛的国内外政策选择的基础，但是无论新保守主义有多么复杂的根源，它现在已经不可避免地同“布什主义”中的下述主张联系在一起：先发制人、政权变更、单边主义和仁慈的霸权。^[5]

与布什主义相关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思想的成型可以追溯到冷战结束之后。那时，新保守主义者开始提出各种旨在保持美国在世界上的军事干预和对自由世界的领导的思想。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和罗伯特·卡根（Robert Kargan）1996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走向新里根主义外交政策》（Toward a Neo-Reaganite Foreign Policy）。他们拒绝接受美国权力的衰弱是不可避免的假设，也不愿意接受美国国内的一些政治和思想派别提出的美国应在冷战后收缩其外交的要求。他们鼓吹，美国的道德和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