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行文至此本可告一段落，但仍有许多困惑不解的问题萦绕在笔者脑际：关于经济外交的研究可以这样结束了吗？经济外交的绩效固然难以定量测度，但是否存在一种定性的衡量标准？政治力量和市场力量在经济外交中各自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两者是否存在主从关系？中俄两国的政治关系优于中美两国，为什么经济合作规模和水平是落后的？国家间的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到底是如何相互关联起来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是否相互驱动？是如何驱动的？俄罗斯的经济外交与其他国家相比有哪些不同的特点？俄罗斯以经济外交手段能否实现富民强国目标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对上述这些问题有必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一 对国家关系中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思考

经济外交是国家关系中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集中体现，因此，其绩效取决于政府和市场在各自国内和国家间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现实主义流派认为，国际权力的分布影响国际经济的形势及类型。自由主义流派则既强调市场，也强调政府作用，但同时认为市场是不完全的，政府作用是有限的。唯有政府和市场相互补充，各方才会相互受益。所以，政府的经济作用在于，不但要管理国内经济，而且要管理国际经济，制定规则，以便建立一个自由交换的世界市场，避免不公正的国际竞争^[1]。吉尔平对此作出了折中的评价。他认为，世界经济功能的发挥既取决于市场，也取决于民族国家的政策。各国的政治目的、竞争和合作相互影响，创造出经济力量在其中运作的政治关系框架。国家制定每个企业家和跨国公司必须遵循的规章，经济和技术力量反过来影响各国的利益和政策，也影响国家间的政治关系^[2]。因此，经济外交实务和经济外交研究应当重视国家和市场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对其进行综合考察。

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是可以相互驱动的。中美关系可被视为经济关系驱动政治关系的突出案例。正如印度学者拉纳所指出的那样，美中关系过去20年的发展道路，是一个经济变成塑造政治关系的驱动力的突出典范。每次美国政府或者国会以一种与北京的利益相悖的方式考虑人权或者台湾问题时，那些眼盯着中国巨大市场潜力的美国游说者就积极“捍卫”其出口利益，这是经济变成政治关系驱动力的一种方式^[3]。欧盟的建立和发展可被视为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交相驱动的典型，政治领导人的智慧创意和勇敢推动与市场力量的结合，成功解决了各自国家经济和政治发展中的外部性问题，造就了战后欧洲的繁荣与和谐。在中俄关系中，尚未看到政治关系驱动经济关系的明显迹象。或许是由于市场力量过小，或许是由于市场力量缺乏经济动因，它们对政治力的强力推动没有作出积极反应。

国家间的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是可以分离的，这是国家特性和资本特性的差异所决定的。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是政治领导人和执政精英可以控制的，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操纵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间经济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力量中的资本特性。资本的自主性和自由决策，势必使其将商品和资金投向盈利水平最高的国家和地区，最终表现为国家间经济关系被提高到较高水平。中美和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政治关系当中时常出现矛盾纷争，而中俄两国之间的情况恰恰相反，其原因盖出于此。

二 对经济外交与国内经济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辩证关系的思考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延续的内容包括内政的两大部分：一是内政的动态内容，包括一定时期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其中经济形势是重要变量；二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国家体制、政府体制与结构、阶级结构、利益结构，对国家的国内政治产生影响，因而对国家外交的内容、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产生结构性影响^[4]。对经济外交研究来说，国内经济是形成对外经济政策的基础，经济外交作为对外经济政策工具服务于国内经济，这是国内经济、对外经济政策与经济外交三者关系的基本假设，也是判断经济外交决策和绩效的基础。

从国内经济的角度看，制度变迁、经济转型、经济发展模式及目标调整等国内经济因素是影响对外经济政策进而影响经济外交目标的基本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