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数量，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已经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自1992年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签署《京都议定书》并于2005年正式生效，以及巴厘岛确定的正确路线图，到2009年底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就《京都议定书》于2012年到期后碳减排义务达成新协议，人类就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从认识到着手解决留下了曲折的足迹。然而，温室气体减排牵动着各国不同的具体利益诉求的神经，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构成一幅生动的利益博弈画卷。其中尤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提出把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与贸易经济问题挂钩的碳关税^[1]、低碳经济^[2]概念掀起了轩然大波，它们与全球经济平衡，尤其是中美贸易再平衡联系起来，构成美国奥巴马政府新的全球战略组成部分。

第一节 碳关税的政治经济利益角逐

近来美、欧国家在国际经济金融危机调整全球经济格局背景下相继提出碳关税新概念，为即将展开的新一轮经济博弈做好铺垫。以环保名义提出的碳关税只具有政治经济意义，在限制碳排放上最多只有微弱的边际效果，在解决全球气候变暖上不起实质性作用。例如，美国进口的高碳商品，其主要供应国是加拿大和欧盟国家，而这些国家的碳排放不论是在总量上还是在人均上都比美国低得多。这些国家的出口产品可能会被免除碳关税，碳关税对其温室气体排放不起作用，美国高碳商品进口依然不会减少，以碳关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流于形式。实际上，美国征收碳关税针对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由于起步较晚，其在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中相对发达国家而言一直处于劣势，碳关税将使发展中国家既要承担减排的责任，同时也要承担经济收缩的风险。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而且碳关税很有可能导致发达国家不在乎这点碳税损失而继续大量排放温室气体，恶化全球环境，耽误全球对气候变暖的控制机会。美、欧等发达国家利用碳关税的市场化手段，企图借助其经济、贸易、科技霸权，表面上声称为了解决全球性环境问题，借环境保护的名义，实质上为了减轻应负的责任和受到减排指标约束的损失代价，降低减排成本代价，推卸对全球气候变暖责任，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保护国内市场，打压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减轻财政与经常账户赤字，压制中国等出口大国竞争力，削弱俄罗斯、中亚国家、伊朗等中东国家、巴西、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的能源势力。可见，碳关税已经没有削减碳排放的意义，本质上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问题，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战略利益分配关系。

美、欧等发达国家在过去一百多年乃至几百年里以比较粗放的能源利用技术走过了工业化，留下了对人类生存环境难以恢复的污染破坏，对气候变化应负主要责任。现在主要发达国家经济都已经进入信息经济时代，却站在道德讲台上对受害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宣传保护生态环境的道德，树立环境领袖形象。美、欧等发达国家历史上都是碳等污染物排放量较大的、人均排放量较高的国家。70%～80%现存大气中二氧化碳是由发达国家排放的。中国温室气体历史排放量很低，据测算，1904～2004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约占世界同期的8%，人均累计排放量居世界第92位。2004年中国能源消费排放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50.7亿吨。2005年，美国二氧化碳排放58.916亿吨，占世界总量的21.4%，中国二氧化碳排放55.773亿吨，占世界总量的20.26%；美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19.87吨，中国人均4.275吨，低于世界平均4.46吨的水平。2006年，美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19.78吨，中国人均4.58吨。2007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排放国。但美国至今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没有实质进行二氧化碳限量排放，美国发达的养牛业、汽车业、航空业和重化工业都是碳排放高的污染行业。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到2020年在现有基础上减排17%的措施，如果换算成国际通用的1990年基准，美国到2020年仅减排不到1%。这完全不符合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应履行的减排义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大幅度减排义务，但仍然做出巨大努力大幅度削减碳排放总量。到2010年，中国将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相应减缓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使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总量（包括大水电）在一次能源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