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问题的根本形势蕴涵了一项战略“秘密”：中国的发展压倒性地依靠和平的经济力、外贸力、外交力等广义的“软权势”。就此而言，美国显著侧重于军力部署、军力增进、军事同盟构建和强化的对华防范战略很不适切，或者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自1996年克林顿政府与日本制定《美日安保新指针》以来，哪年哪月美国不在主要针对中国加强其西太平洋军力和军事同盟，但与此同时哪年哪月中国不在成功地增长自身的国力和国际经济、政治、外交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美之间在总体上处于一种“不对称竞赛”，亦即中国近年比较见长的经济/外贸/外交影响竞赛对美国见长的军事能力“竞赛”。中国大概正在这种“不对称竞赛”中逐渐取得相对领先的优势，尽管这种优势并非全无逆转可能，也尽管由于中国正在遭遇的种种内外麻烦以及美国某些成功的“外交反攻”，或许已出现局部的逆转。

近两年来，美国政府的许多对华言行显示，它已开始倾向于在中国持续和平发展的前提下，接受或多少无可奈何地迁就中国的发展。与此相关，它在继续对华军事防范和政治指责、增进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以及尝试加强对华外交竞争的同时，致力于增大和拓宽对华协商和协调，并且将此置于对外和对华政策议程中的更显要的位置。与先前相比，美国政府在某些重要问题上较大幅度地迎合了中国的立场或要求。当前，它在台湾“入联公投”问题和防止法理“台独”方面与中国的协商、协调和协作特别引人注目和令人赞赏。总之，即使有可能发生变更，美国仍已开始形成其对华态度和政策的一种新的、也许是首要的方面，那就是将中国当作至少目前在和平地崛起、今后一段可预见的时期内大概仍将如此的一个未来很可能的世界强国对待。

然而另一方面，中美两国间中长期的“结构性矛盾”正在变得比过去更为深刻，也许有如远处的地平线上正在集聚的乌云。例如，中国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增长；中美经贸矛盾越来越具有结构性的、独立的和愈益增进的重大意义，并且在弥漫着“中国是世界工厂”和“中国大搞不公平贸易”的美国公众意象中越来越被“政治化”；中国在世界多个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影响扩展和增强；中国由经济必需驱动而在全世界广泛争取战略意义重大的能源；中国抵抗美国政治压力（首先是对中国自主确定和优化国内发展模式的压力）的自信心愈益坚定；中国持续和加速地进行军事现代化，在某些关键的军事能力领域已开始真正触痛美国的过敏的神经。

在这些事态发展中，尤其重大的是：①中国对美贸易的持续的巨大出超已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中的突出议题之一；②中国持续和加速的军力发展已成为（或接近成为）美国军事战略家和保守派特别耿耿于怀的一大忧心事态；③中国外交影响的广泛扩展和迅速增进已引起美国所有各派对外政策精英的不快和忧惧。从长远看，军事领域的未来前景最值得予以长远的首要战略关注。超级强国美国决心维持自身最重要、最显赫的战略资产，即美国的军事优势，中国则从根本和起码的国家利益和尊严出发，决心实现军事现代化。这一矛盾损毁中美关系的未来并非全无可能。

鉴于中美关系的上述所有基本形势，中国可以也应当一方面继续快速增长国力，积极扩展国际影响，另一方面更认真地注意控制变得更深刻的中美结构性矛盾，增进合理的和可以接受的“责任”承担，扩大中美之间的磋商范围，增进其磋商深度，保护中美之间互惠的经济交往，发展中美之间有选择的战略合作，继续争取美国舆论对中国的未来的较多的放心。甚至比所有这些更重要的是，鉴于中国当前很大部分国内外基本麻烦的某种共同来源，中国要更加着重于国内，争取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大力改善颇不平衡的现有成长模式，富有成效地缓解或逐渐解决已经非常突出的经济平衡、社会公正、环境保护、国家高效和道德健康问题，由此在中国方面将中美关系置于一种更为健全的根本基础之上。

至少在今后几年内，关于中美关系，中国最需要重视的是正在变得更重要更突出的中美经贸矛盾，明了经贸问题上美国国内政治气氛的变化趋向，懂得争取在治标和治本两方面缓解中美经贸矛盾的头等重大意义。这关系到保护中美关系和中国发展的外部有利环境，并且为中国国内经济成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