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政府执政的8年，可谓是备受世人瞩目与争议的8年。在其留给世界仅有的几项外交遗产中，最受争议的莫过于他上台伊始提出的“先发制人”战略了。“先发制人”战略的提出，受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的重大影响，并与当时美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先发制人”战略是新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之要核，反映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核心内容。同时，美国“先发制人”战略的提出有其一定的标志性节点，并形成了后冷战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新特点。在“先发制人”战略的指引下，美国开始施展它预定的全球战略。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某些理论主张与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不谋而合。从学理的角度讲，进攻性现实主义为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提供了理论指导，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又验证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某些理论主张。

一 “先发制人”思想的历史演变

单就“先发制人”（Preemptive Options）这个概念来说，它并不是美国政府的首创。但是近几年它之所以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主要是因为布什政府破天荒地把它定调为美国新时期的国际安全战略。“先发制人”概念本身，或其作为一种战术策略来讲，有它自身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演变轨迹。

“先发制人”概念的最早应用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但是其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我国的两汉时期。东汉班固《汉书·项籍传》中就曾有“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的记载。当时意指在战争中的双方，先采取行动的往往处于主动地位，可以制服对方，后来泛指先下手采取主动。“先发制人”强调的是首次打击的作用，要速战速决。一旦不能速战速决，则会变成旷日持久战，就会兵钝锐挫，最终必丧失先发制人的主动权。先发制人成败的关键在于把握战机，忌讳举棋不定、优柔寡断。可见，在我国早期的军事战略战术中，就已经有这种对于争取战场主动权的研判和论述。但是，“先发制人”作为一种真正的国家层面的经过科学和系统论证的策略层面的应用，却是近代以来才有的事情。

近代“先发制人”思想的发展轨迹可以追溯到国际法中“预先自卫权”理论的法理依据上。最早提出“先发制人”思想的是近代国际法的鼻祖格劳秀斯。17世纪初，格劳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中就指出：“自卫不仅可以在遭到攻击后实施，也可以在能够预料到会遭到攻击的情况下提前实施。”“杀死那些正准备杀人的人是合法的。”^[1]而19世纪中期的“加罗林号案”^[2]对于“预先自卫权”作为一种国家权利的确立和在传统国际法中的地位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此时，国际社会对国家行使预先自卫权处于一种普遍的默认状态。20世纪中期《联合国宪章》生效后，在国际司法事件的实践中，国际社会在“预先自卫权”的合法性问题上出现了广泛的争议，并引发了对“先发制人”的合法性问题的诸多质疑。例如：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被告方德国声称攻击苏联是进行预先自卫；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被告日本也提出了类似主张，并声称是由于荷兰向日本宣战在先，所以日本攻击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行动是合法的^[3]。而这些主张都遭到了国际军事法庭的拒绝。1967年以色列以预先自卫为借口对埃及发动攻击以及1981年以色列以自卫为由空袭并摧毁了伊拉克的核反应堆，在联大和安理会的讨论中，则对这种“预先自卫”或“先发制人”未置可否，这也体现了“先发制人”战略在现代国际法中正处于的一种尴尬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外交史中，先发制人也并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新特征。例如，著名的外交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就指出，第一个根据先发制人主张而采取的行动发生在1818年。当时美国人认为，西班牙对佛罗里达的不稳定统治使这片领土成为抢掠者和敌视美国的印第安人袭击美国的基地。为此，美国军队对佛罗里达采取了先发制人的入侵。先发制人的主张以后被美国应用于为兼并可能会受到敌对国家控制的领土辩护^[4]。另外，艾森豪威尔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曾围绕着先发制人的战略进行过讨论，1962年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也曾考虑过对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虽然他们最终都没有采纳这一方法^[5]，但是，美国政府却因此一直保留着“为了反击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而采取先发制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