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60年，是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快速发展的60年，也是中国的中东研究事业快速发展的6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东研究事业在第一代领导人关怀下诞生，尽管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一度遭受挫折，但自改革开放以来，重新扬帆，加速发展，成就显著。

一 前30年的风雨历程

20世纪50～6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先后面临着打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封锁、反对美国和苏联两个霸权主义的主要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大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为中国实现外交突破提供了可依托的战略力量，中东国家也逐渐跃入中国外交战略的视野。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美国在中东地区加紧拼凑军事集团，已引起中国的特别关注。中国认为，美国这样做的意图在于，“构成一条分裂世界的，对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大包围圈，以便准备新的世界战争”^[1]。1955年，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中东国家占与会国家总数1/3以上的万隆会议^[2]，会见了当时的埃及代总统兼总理纳赛尔，以及当时的叙利亚代表团副团长、后来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首任执委会主席的舒凯里等，深入地了解中东地区形势，作出了团结阿拉伯国家和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斗争的战略选择。毛泽东主席在1962～1963年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世界划分后，中东国家成为中国实现外交突破的“第一个中间地带”的组成部分^[3]。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对亚、非、欧14个国家的访问，就包括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苏丹5个阿拉伯国家。周总理在此期间与埃及总统纳赛尔的会谈中提出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表达了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奉行和平中立、实现团结统一、协商解决争端和维护主权的支持^[4]，明确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发展关系的基本方针。以1956年中国与埃及建交为起点，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迎来了与中东国家的第一次建交高潮^[5]。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发展增加了中国领导人和有关政府部门了解中东的需求，催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东研究事业。毛泽东主席在1961年4月27日会见一批来自中东和非洲的客人后提出，“我们对于非洲的情况，就我来说，不算清楚。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研究非洲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情况”^[6]。1963年冬季，周恩来总理在出发访问亚、非、欧国家之前，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如何加强研究外国工作问题，会后给中央提交了《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该报告认为，研究外国问题的工作远远不能适应形势需要，提出了加强并新建一批独立的研究机构等建议。该报告很快获得毛泽东主席批准^[7]。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周恩来总理的报告，直接促成1961～1964年国内第一批专门研究中东非洲机构的诞生，其中包括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初创时名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亚非研究所）、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初创时名为伊斯兰研究所）、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等单位。这些研究机构至今仍然在中国的中东研究事业中发挥着中坚和骨干作用。除成立这些研究单位以外，也有一些学者以个人身份投身中东问题研究。

这批研究机构成立后，中东研究工作迅速起步，很快产生出一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成果。其中包括公开发表和内部发表的成果。公开发表的著作，如1957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苏伊士运河和苏伊士运河问题》（方德昭等著）、1963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埃及近现代简史》（纳忠著）等。内部出版的著作，如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非洲手册（概况部分）》（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手册编辑委员会编），以及1964～1965年出版的《非洲列国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突尼斯、苏丹等卷。此外，西亚非洲研究所在20世纪60年代还编辑发行了《亚非译丛》、《亚非资料》、《西亚非洲参考资料》等内部刊物。

然而，“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起步未久的中东研究工作受到严重影响，中东研究事业错失了一次重要的发展机遇。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获得改善，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毛泽东主席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更加强调发展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中国迎来与“第三世界”国家建交的新高潮，其中包括中国与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