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不是一个“新生的援助国”。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厚度和经验广度不亚于任何一种成熟的西方援助”。^[1]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向100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提供了约2000个援助项目，其中既包括受援国所急需的生产性基础设施，也包括各类社会和公共设施，还包括免除友好重债国的债务以及向自然灾害发生地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改善民生项目的援助力度。截止到2005年底，中国在53个非洲国家建成了769个成套项目，大多数集中在与百姓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如铁路、公路、电站、水利设施、农场、学校、医院、体育场馆等。中国还派出了1.5万医务人员，为发展中国家培训了2万多名各类人才，免除了109亿元人民币债务。^[2]根据中国的统计，中国在2006年通过不同的机构向全球提供了82.37亿元人民币的援助。^[3]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援助国，在接受外来援助进行自身发展的同时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以中国把这种帮助定位为“伙伴之间的”互通有无和相互合作，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由于国情不同，还由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尚在建设自己的统计系统，改革自己的援外体制，因此难以就中国对外援助的定义、方式和数据与西方援助国的方式和数量作简单和标准化的类比。因为中国是一个提供援助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有可能为世界提供独特的援助方式，进而丰富人类的发展经验，加深人们对于多样化发展道路的理解。

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第二个阶段始于改革开放初期，第三个阶段形成于21世纪初。在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里，由于国际国内环境不同，中国对外援助的政策、方式、方法和管理机制都有明显的不同。但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出发点和根本宗旨却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一 新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出发点及历史经验

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中国对外援助经历了将近30年的历史发展，确立了以“八项原则”为基础的中国对外援助方针，体现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高度统一，为中国对外援助事业改革开放后的发展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一）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统一

新中国的对外援助事业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时，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了大规模的封锁和禁运。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全面发展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获得了来自苏联的经济援助，走上了快速工业化的道路；同时又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开始向朝鲜、越南、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此后又根据一些亚洲和非洲友好国家民族独立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向它们提供经济技术援助。中国的对外援助事业并非权宜之计，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主义价值原则的，这种价值原则体现为中国对于人类的责任，特别是对于和中国人民有着同样经历的人民的责任。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说：“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4]“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5]

周恩来总理对这种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高度统一作出了更加具体的解释，他说：“我国对外援助的出发点是，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支援兄弟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支援未独立的国家取得独立；支援新独立的国家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巩固自己的独立，增强各国人民团结反帝的力量。我们对兄弟国家和新独立国家进行援助，把他们的力量加强了，反过来就是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这对我们也是巨大的支援。”^[6]

具体地说，这种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结合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作为刚刚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国家，中国在获得了独立以后，必须支持其他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这样才能打破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封锁，从政治独立走向经济独立；其二，作为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国对于公平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诉求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一致的，帮助发展中国家，也就是改善自己的外部生存环境。所以，无论从国际主义的角度还是从爱国主义的角度出发，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互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