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香港不仅对于祖国内地的民众来说是陌生、神秘的，而且对于与它唇齿相依的深圳人来说也同样是神秘而陌生的。那个时候，人们每每越过深圳河举目望去，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的阑珊灯火与高楼大厦，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另一个世界的繁荣、现代与富足。那令人兴奋而又踌躇的罗湖桥，似乎连接着太想富裕的深圳人所有与富裕、发达相关的种种向往与梦，却又为贫穷与富裕划出了一条清晰的边界。

30年后的今天，“自由行”早已消除了香港曾经给人们带来的那种令人怦然心跳的神秘感和陌生感；日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活跃、拉近了香港与内地的经济交流与往来，尤其是深圳人早已开始与香港人共同分享名牌的尊贵、时尚的快乐、赚钱的机会和投资的回报；便利的往来渠道和物质、文化交流，使深圳人与香港人几乎不差别地遵循着相同的生活方式，观看着相同的娱乐资讯，遵守着相同的文化风俗。今天的深圳人可以像行走在自己的城市街道上一样，熟悉香港的各条街道和购物商场，去香港购物消费对深圳人来说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与此同时，许多香港人轻松、顺畅地在深圳购房香港上班，在深港两地开始了宛如同一座城市中的“通勤”生活；在深圳居住的香港户籍的孩子们，每天独自背着书包，像在同一座城市上学一样自然、方便地通过海关去香港读书……从上述的表象来看，人们似乎可以说：“深圳已经很香港了”。然而，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能够时时感觉到两座城市某些内在的、深层的、实质上的差距与距离。尤其当我们的视角从交换的形式转向保证这种交换的行为规制，从物质的繁荣转向带来这种繁荣的社会机制，从人的文明转向缔造这种文明的社会环境，从社会的秩序感和自由度转向支撑社会秩序、保障有序自由的人文精神与公众价值取向时，我们就会深深感觉到：经济增长虽然能够带来人们物质生活上的丰腴，甚至娱乐生活的丰富，但并不必然带来社会规制的昌明与民主，人的精神的高尚与崇高，社会的高雅与厚重，公民社会的责任感与深刻，更无法仅靠上升的GDP来评价社会的文明程度。因为经济增长并不必然等同于社会发展，甚至也不是社会进步的唯一指标。同时，人们更不能仅凭富裕和繁华程度来判断一个社会的快乐程度或幸福指数。因为，经济增长只代表经济总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收入分配的必然公平，更不意味着社会福利水平的同比增长；经济增长只能够实现人们的经济利益，并不能必然实现人们的政治利益，更不能必然保证实现利益过程中的机会平等；经济增长可以让人们在相当程度上享用既得的经济实利，但并不一定能够自动确保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和满足，更不能自动把社会剩余转移为人们未来的社会福利。

香港作为一个成熟运转的社会，它向我们展示出来的服务型政府的工作效率，民主、透明的议事、办事秩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完善、普惠的社会保障机制，成熟、稳健的社会应急系统，崇尚自由而又富有责任感的市民精神，都是深圳应该学习的内容。这些优秀的城市品格是历史积淀的结果，是城市成长的收获，是一种文化的培养，更是一种良好的社会制度环境中盛开的人类文明的花朵。缔造这种良好社会制度环境基础的就是基础性制度安排。

一

基础性制度既包括一个社会的制度环境，又包括这个社会的基本制度。这里所说的社会基本制度，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为社会定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指作为资源和社会行为规制的法律、产权规则等制度安排。任何成熟的社会，都是制度与规则的载体；任何有效的制度，都镶嵌在制度环境之中。所谓的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D.C.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一个国家的制度环境是可以改变的，在美国历史上就曾通过法律的变迁改变制度环境。当然，在一些集权的国家里，制度环境的变化也可以通过政策的变化来完成。因为在那里，规则是通过政治批准来确立的，而且也可以通过政策来改变。30年前在我国发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正是通过包括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内的政治、社会基础规则的变化，使社会制度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如果按照制度在制度体系中所处的层面的不同来划分的话，那些在制度体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