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外中国经济特区研究特征

经济特区（含“类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最成功的发展战略之一，对我国市场经济的最终确立、对外开放、体制改革以及经济繁荣具有重要的“先行先试”的作用。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经济特区自成立以来，就广受国外学界的关注，一直是研究中国问题的重点领域。

从广猎的文献来看，国外中国经济特区研究呈现如下特征。

（1）通常都是将经济特区的研究，融入中国对外开放、经济改革的宏大背景，视经济特区为考察我国经济政治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窗口。随着经济特区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出现，国外有关我国特区的文献也逐步呈现多样化、专门化的趋势。

（2）国外对经济特区的定义与中国有较大的出入，在国外文献中，自由贸易区FTZ、出口加工区EPZ、沿海经济开放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保税区、浦东新区等都视为“特区束”或“类特区”而被纳入经济特区的研究范围，不单指我国正式命名为“经济特区”的“五个综合型经济特区”。其中，很大部分是研究深圳经济特区，且在国外深圳往往成为经济特区的代名词。

（3）研究经济特区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和我国经济有很密切往来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德国等。其中，海外华人学者在经济特区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在特区研究或中国问题研究中具有重要影响，如钱颖一（Yingyi Qian）、葛伟（Wei Ge）等。

（4）国外特区研究已较为明显地呈现出一种由介绍、评述、政策解释、宏观分析等粗线条研究逐步向注重学理性、基础性、模型化等更深、更细致研究趋势的转变。

二 特区的性质与意义研究

（一）特区建立的原因与意义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封闭发展的计划经济国家。约瑟夫·菲尤史密斯（Joseph Fewsmith，1986）明确认为，建立经济特区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外资、刺激出口、获取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而中国开放政策的确立则促成了使特定地区成为强大经济牵引力的方针（高桥彰，1992）。不仅如此，埃兹拉·F.沃格尔（Ezra F.Vogel，1989）认为，从特区选择来看，设立经济特区也是希望特区能为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回归中国大陆作贡献。深圳可以为收复香港提供一个缓冲地带，从这个意义上，“深圳有望成为一个关键的中介，给中国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教会香港人如何在中国的共产党体制内运作”。鉴于经济特区的市场导向，特区的诞生意味着在中国建立起了一个市场经济“试验场”，准备试验成功后向国内其他地方推广（Edy L Wong，1987）。“经济特区部分承担了中国市场改革‘孵化器’的作用。因此，中国并没有像一些新自由主义者们鼓吹的那样，一口吞下‘市场’这个鱼饵”。

乔治·T.格雷恩（George T.Grane，1993）认为，中国经济特区包含了中国改革事业中所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特区是市场经济导向型经济重组和向世界经济开放的“领头羊”。深圳和其他经济特区“改革先行”具有特定的经济和政治目的（Alan Smart，2000）。豪厄尔·祖德（Howell Jude，1993）认为，从区位来看，经济特区有很强的辐射性，中国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是中国改革的形象，政治意义非常重大。爱德沃德·M.（Edwad M，2004）研究指出，中国的经济特区是学习出口加工区而建立起来的，经济特区或类特区（沿海开放城市）都是通过特殊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工业，特区作为中国转型时期的政策工具，目的就是要加速中国的自由化进程（Wei Ge，1999）。俄罗斯B.波尔佳科夫、B.斯捷帕诺夫（1986）认为，经济特区不仅是“技术、知识、管理和对外经济政策的窗口”，而且还是“改革的窗口”。经济特区肩负着为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的使命。

（二）特区的理论基础与模型

1.“非均衡转型发展论”

约翰·M.利特瓦克、美吉·奎（John M.Litwack、Yingyi Qian，1998）提出了一种转型经济中特区非均衡发展理论。该理论基于转型经济中央决策的两个假设：（1）政府面临满足一定社会消费需求（Social Expenditure Requirements）的政治压力（Political Pressure）；（2）缺乏约束政府滥征（Expropriation）的公共机构或制度（Institutions）。该理论认为，在转型的早期，在特区采取重点投资和财政激励，且促成“非特区”地区对特区的“会聚效应”是一种最优决策，这样可以实现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