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深圳为代表的中国经济特区走过了三十年曲折而辉煌的历程，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以综论的形式来观察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以期归纳出某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一 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道路

要了解中国经济特区创办的大背景，先要看两个事实：1978年，时任广东省省委书记的吴南生痛心地说：“解放初期，我的家乡汕头还是一个商业繁荣的地方，和香港的差距并不大。30年过去，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眼前的汕头却是满目凄凉。比我们小时候还穷啊。”“广东搞了30年搞成这个样子，说人家是反动统治，但人家比我们搞得好。这是个压力。”^[1]

面对“文化大革命”后处于“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邓小平则多次表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并高度警觉地指出：“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2]

1979年主政广东的习仲勋直言：“广东要是个‘独立国’的话，现在会超过香港”，并郑重其事地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行一步。”^[3]

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这个富有新意的设想，当他听说“先走一步”的地方名称还未确定时，就对请求中央下拨一点“三通一平”基建款的习仲勋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你不是当过秘书长吗？中央没有钱，你们杀出一条血路……”^[4]也正在此时，他在酝酿着一个大决策：“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5]

可以说从1979年中央50号文件出台，到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作出决定，中国经济特区也就正式诞生了。对此，邓小平曾精辟地指出：“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决定的。”^[6]

中国经济特区的创立可以作为“中国道路”的一个标志。第一，苏联模式不行了，计划经济走不通。邓小平说“如果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7]第二，平均主义不行了，均衡发展走不通。^[8]第三，寻找突破口，创办经济特区，以便在现有僵化的体制之外能够实行强制性的渐进式的制度变迁。

从此，中国的现代化就走上了一条既不同于传统体制下的苏联模式，又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模式的特殊道路。

二 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因素

中国经济特区的伟大成就当然举世瞩目，但对于成功的因素，相当一部分人却认为主要是特殊政策的产物。

对此，必须作具体分析。我认为，主要有三大决定性因素。

第一，有一把“尚方宝剑”。我们之所以把这三十年称为“改革”而不是“革命”，就是因为这并不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造反”，而是自上而下的“授权”。1980年谷牧代表中央对时任广东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讲：你们是独立王国，半独立王国，你就是国王，搞特区的地方，你要亲自抓。^[9]1985年时任总理赵紫阳对时任深圳市市委书记李灏讲：特区有“改革权”——允许突破一些不合时宜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紧急问题可以在向省委报告的同时，直接向中央请示。^[10]时任副总理万里也讲：“你们要闯出一条新路，犯了错误也不要紧，国务院负责。你们先走一步，犯错误对全国来说也是有意义的，可以吸取教训。”^[11]总之，中央授予的“改革权”就是一把“尚方宝剑”，与此相适应的才是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第二，有一块得天独厚的“好地方”（叶剑英语）。^[12]深圳毗邻港澳、华侨众多、水域辽阔。试想，如果深圳所面对的不是香港，改革初期怎么会吸引那么多外资？！如果没有那么长的海岸线和深水码头，盐田港的集装箱能处于世界第四的水平吗？不仅如此，我分析，特区之所以选在这里，还在于其远离中国政治经济中心，是计划经济体制相对薄弱的地区，又是便于借鉴市场经济体制的地区（相邻港澳台地区）。同时，对于全国来说，它们毕竟是块小地方，当时中央认为，万一搞错了，也无伤大局。

第三，有一批敢于“大闹天宫”的闯将。有再好的制度、再好的环境，没有合适的人也不行，事情也总是由人干出来的，而人又具有丰富的个体特性、千差万别。对于特区，从“敢于大胆地使用中央授权，敢于真正先走一步”的任仲夷^[13]，到“我愿到家乡去搞实验，要杀头先杀我”的吴南生^[14]，从“没有钱就是当掉我裤子也要办一所深圳大学”的梁湘^[15]，到恳请不做副省长兼深圳市长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