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特区作为特殊政策的产物，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承载着理性与狂热、思考与盲目的划时代的标志。它标志着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开始，标志着禁锢了三十年的国门的真正开放，标志着思想解放与观念更新的到来，标志着一个经济已经走到崩溃边缘的大国，真正开始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政治背景来看，经济特区无疑是中国社会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而全方位启动社会转型的必由之路；从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来看，经济特区无疑是彻底摆脱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从而迈上旨在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由之路；从中国制度变迁的道路选择来看，经济特区无疑是在传统的意识形态曾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打破传统体制的僵化与意识形态的教条，从而自上而下地完成社会制度变迁的必由之路；从发展的战略上来看，经济特区无疑是在一个极“左”思想曾牢牢占据支配地位的国度里，真正摒弃“人定胜天”、“为发展而发展”的盲目发展观，从而走上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一，以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主线的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构成了经济特区成长、发展的艰辛而灿烂的历程。以深圳为典型代表的中国经济特区曲折然而成就卓越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揭示出了一条实现现代化的有特色的中国道路产生的独特路径、主要特征以及未来发展态势，同时也以其路径选择的正确和发展的辉煌，掷地有声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

我所说的“中国道路”就是指在中国选择创办经济特区这条道路来完成体制转型，实现经济发展。更确切地说就是在一个已有三十年计划经济的历史，同时传统意识形态又毋庸置疑地占据经济地位的计划经济的大国里，以创办经济特区作为冲破传统体制为目标的制度变迁的突破口，旨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中国社会在一段时间里全面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真正成为一个经济繁荣、制度昌明的法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

关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问题，不仅为学者们所普遍关注，更是几代政治家和有志之士为之终生奋斗的理想所在。我们曾有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真诚与无奈，更有过“超英赶美”的狂热与尴尬，但目标与实现目标道路的南辕北辙，让穷怕了的中国人不得不反思已选择道路的正确性。有的学者比较了19世纪和20世纪主要国家现代化的特点后指出，19世纪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是私有产权和市场竞争相结合，经历数百年自然形成的。私有制、市场导向、逐渐变革是这一模式的基本特征。20世纪一些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通过激进的政治革命为先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工业化进程，企图在纯粹公有制基础上通过国家计划和激进改革的苏联模式，快速实现现代化。这一模式在短暂的成功后便遭遇危机。^[1]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找到一条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现代化道路。这就是邓小平所规划的以改革开放为宗旨创办经济特区，走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2]

回顾历史，三十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从在中国这样一个计划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创立市场经济的绿洲开始的。深圳作为计划经济最为薄弱的地方，凭借着地位优势（毗邻港澳、远离计划经济中心）首先成了这块绿洲。当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中国制度变迁的思考者、发轫者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时，他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与考验就是，如何在一个社会经济已经走到“崩溃边缘”的大国里全面实现现代化。近半个世纪的盲目而狂热的社会主义实践和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都已经清楚地证明，计划经济不行，盲目的赶超发展战略也不行，小农经济的平均主义更加不行。在一个落后的由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维系着的普遍贫困的大国里，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就是打破体制内部造成普遍贫困的制度机制，走一条非均衡的发展道路，这条非均衡的发展道路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只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创办经济特区作为强制性制度安排，打破了传统体制下导致普遍贫穷的一般均衡状态，使非均衡发展的社会变革成为中国社会最佳的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从而也使中国这个历经了近半个世纪计划经济的大国，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开始由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