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特区的体制试验绩效

市场经济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经济特区作为外向型市场经济的试验区和先行区，体制试验是特区的基本功能。在五大综合性经济特区中深圳在体制试验方面率先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框框，率先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率先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特区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运作模式，开创性地运用市场经济原则组织生产和开发建设，其中包括生产建设资金和物资筹措的市场化、人力资源使用和产品销售的市场化。在资金筹措上，特区的经济建设在国家不给投资、不框盘子的条件下率先试验按照市场原则多渠道进行资金筹措，包括吸引外资、中央各部投资、各省市资金以及鼓励个人投资等。经济特区的劳动力使用最先摆脱了政府计划指标的控制，完全根据实际需要，生产发展时可增加员工，生产萧条时可裁减员工，工人没有铁饭碗。劳动力的招聘也不受户籍制度和区域的限制，员工来自全国各个省市。由于劳动力招聘最先市场化，故经济特区可按照市场原则以高薪吸引各地优秀人才，尤其是京、津、沪等大城市和老工业基地的大量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由于沿海及经济特区生产的产品没有国家直接收购和直接调拨的指标，所以，特区一开始就完全由企业按照市场需求自行推销产品。

市场化是系统体制的创新，特区的体制创新又是多方面的。关于特区的体制试验绩效，深圳市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南岭（2008）曾以深圳为例做过经典概括：“深圳开价格改革之先，让市场决定价格走势。开要素市场改革之先，实现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发行第一只股票，催生资本市场；通过人才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开国有企业改革之先，探索终极财产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开审批制度改革之先，推动政府职能的调整。开养老医疗保障制度之先，建立现代安全网。路一点点开拓，路一条条延伸，编制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30年来，这座城市GDP平均增速达20%以上，无疑是世界纪录的创造者，迄今为止，也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

二 特区的经济发展绩效

制度变迁的成功要以经济发展的成功为前提。如果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在特区的试验所带来的不是经济的成功而是倒退，计划经济体制则很难与市场经济转轨，制度的诱致变迁则很难真正实现。为此，经济特区要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才具有“示范”效力。而一个区域是否具备带动较大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是增长极的最基本要求。我国五大综合型经济特区自建立以来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深圳更是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和效益提升的标杆。深圳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自成立以来，GDP年均增长26.9%，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34.3%，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0.7%，出口年均增长超过36%。改革开放使深圳从GDP不足2亿元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人均和地均GDP全国第一、出口全国第一、工业总产值全国第二、地方财政收入全国第三、GDP全国第四的现代化特大城市。所以，就经济极化程度而言，深圳不仅在特区中极化程度最高，在我国所有城市中极化程度也最高。但五大特区本身发展亦极不平衡，从表1、表2、图1中不难看出仅2007年深圳生产总值是汕头与珠海的7倍多，是珠海、汕头、厦门与海南四大特区总和的1.53倍，而悬殊的是进出口总额，深圳是其他四个特区总和的2.82倍。同时，与上海、北京、广州等传统特大型城市相比深圳的发展优势都非常明显。2007年深圳人均GDP 7.85万元，比上海、北京总和还多，地均高出北京、上海和广州总和。但是当考察整个特区时，由于海南和汕头等特区发展的滞后，经济特区与三大特大城市相比地均GDP和人均GDP都不具备优势。因为五大综合性经济特区中除深圳外都不具备较强的经济集聚和辐射能力。故特区经济极化绩效的好坏并不是特区先行先试引致市场化的唯一评判标准。

表1 五大特区经济极化情况比较（2007年）

表2 2007年全国主要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图1 特区与北京、上海和广州人均、地均GDP比较

三 特区的精神激励绩效

特区的试验性以及先行先试的属性，使得特区更需具备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是可以学习和分享的。特区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是作为市场经济渐进式形成路径中的经济特区所必须具备的。中国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新制度要从“一穷二白”的经济特区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