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不仅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迅速，而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也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明确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1]，从此拉开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帷幕。长期以来，中国改革决策层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和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提高的实际情况，一直在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如为了适应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持续不断，这不仅保证了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而且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再如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群众法治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的不断提高，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国家的法治建设日益推进，基层民主逐步扩大，党内民主不断进步，不仅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政治改革的希望并始终抱有期待，而且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应对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的有效性，极大地巩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而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诸多成就中，由邓小平亲自倡导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或者更准确地说，废除事实上存在过的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尤为重要。这不仅在理论上如邓小平所述，“是保证了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2]，而且在实践中被证明是保证党和国家高层政治稳定、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长治久安和促进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体制机制。

纵观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底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无论是1954年揭露“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3]，还是1959年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4]，无论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打倒了所谓“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5]，还是1971年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6]，无论是1975年末开始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7]，还是1976年的打倒“四人帮”^[8]，这些党内高层“路线斗争”、“政治斗争”的历史背景、政治性质、是非曲直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但如果我们将其中的具体内容抽象掉，从形式上看，这些从中央到地方引发了全国政治大震荡，牵连大批干部群众的高层“路线斗争”，实际上都是由我国党政军的一号领袖或事实上的一号领袖，与二号人物，或事实上的二号人物，或想成为二号人物，乃至想成为一号领袖者之间发生的重大政见分歧所致。

如高岗就曾被指控想取代刘少奇成为二号人物。“高岗是一个权欲集中的野心家、阴谋家……一直觊觎着党和国家的更高权力。在他看来，刘少奇和周恩来是他攫取更高权力的主要障碍……把进攻的矛头对准刘少奇和周恩来。”^[9]

彭德怀曾是实际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1952年，中央决定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同时兼任志愿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职务；1954年9月28日，原来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撤销，重新恢复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彭德怀任委员。^[10]9月29日，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彭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中共中央军委会议上，确定以后在一般情况下，军委会议由彭德怀主持”^[11]。这就是说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是毛泽东，而党和国家的军事日常工作，则由彭德怀主持，彭是事实上的中央军委二号领导。

刘少奇曾是排名第一的党中央副主席。1954年刘少奇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59年4月，刘少奇接替毛泽东当选为国家主席；1957年，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时就向赫鲁晓夫介绍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1961年9月，毛泽东回答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你的继承人是谁”时，又明确地说：“很清楚，是刘少奇。”^[12]

林彪也曾是党和国家的第二号领导人。1969年4月14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肯定了根据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错误理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还特别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列入党章。^[13]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