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筹款与散财对于任何非营利组织来说都处于关键的战略地位。国外学界对非营利组织筹款的重要性、实施策略以及与文化、全球化的关系关注较多，而国内学者和新闻媒体则关注国人的慈善心与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国内学界、实务界对非营利组织具体筹款策略在引介和实践总结方面均远远不够。目前除了对富人捐款意愿不足带有倾向性的报道之外，也有研究者反思了在国家主导下应急式、运动式的捐款方式，但我们尚缺乏建立在大众基础上稳定的、经常性的小额募捐机制，而这种机制无论对于社会保障^[1]还是对于整个社会公民道德的建立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究竟有没有一种善款流动链条达到或接近帕累托最优？对此，无论从学理上还是诸多实践中都似乎很难形成定论。问题在于，对最优或接近最优的模式应该如何界定？本文将分析捐款和受益主体的不同组合所形成的不同筹款模式的特点，并深入探讨宣明会的哑铃型筹款模式。

一 捐款和受益主体的四种组合类型及其特点

从捐款者和受益者这两类主体是单一还是复数出发，我们从逻辑上获得而且只可能获得四种排列组合：单一捐款者VS单一的受益者；单一的捐款者VS复数的受益者；复数的捐款者VS单一的受益者；复数的捐款者VS复数的受益者，即“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和“多对一”。“一”是指捐款者或受益者的单数特征。“一”既可能是一个法人，如某民营企业、某希望小学等，也可能是一个自然人，如李嘉诚、某个白血病患者等。“多”是指捐款者或受益者的复数特征。例如，诸多捐款者、失学儿童、受灾群众等。同理，“多”不仅指多个自然人，也可以指多个法人。从逻辑上判断，如果一种善款运作机制能将尽量多的捐款者和尽量多的受益者有机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初步认定此机制在动员和使用资源方面的成功性。

（一）“一对一”筹款模式

图1 “一对一”筹款模式示意图

提起一对一捐赠较为成型的模式，人们就会想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青基会”）“希望工程”之“1+1”助学行动。在“1+1”助学行动中，捐款人根据青基会的项目设计，挑选被资助儿童，将捐款汇给中国青基会或省一级的希望工程实施机构。青基会再负责将助学金转拨给受助学生，并通知捐款人。之后，捐款人与受助学生之间可以直接通信，由学生向捐款人汇报捐款使用情况及学习成绩。由此看出，劝募人（青基会）作为中介者，主要起到了帮助资助双方结对的作用。起初，青基会提出“零成本”运作要求，即捐赠人的每一分钱都将用于被资助儿童，而青基会只能依靠时间差进行投资获得必要的行政费用。在这种情况下资金在两个环节中不会流失。但是，自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了10%的行政费用之后，青基会才从目前的捐款中明确提出行政成本。例如，在“圆梦行动”项目中，捐助标准为一名特困大学生4400元/年，其中受助学生的助学金4000元，中国青基会项目管理及行政费用400元。这样，在无形当中就将增加的成本转嫁到资助人身上，有可能导致捐助人的捐助热情降低。

可以说，一对一捐赠是人类社会最常见、最直接的慈善举动。这种捐赠方式最大的优点在于资金透明度高、资助双方易建立密切关系。一对一的捐赠形式体现为直接的人际关系信任基础。在青基会的助学行动中，与其说资助人的信任感来自对这个公益机构的信任，还不如说是对这种明确可感的资助方式的信任。^[2]该模式隐含了“资助的完整性”，即每一笔“标准化”捐赠能够实现一个完整的公益目标，其信任基础是明确的资金流向。捐款人通过与受助儿童的通信可以得知自己的捐款完全给予了被资助者，而没有被任何中间环节所克扣，于是客观上形成了对希望工程刚性的自动监督机制。^[3]但是，这种以个人慈善心的激发为起点的运作方式不利于转化为一种制度化的安排，从而将更多的筹款用于更多需要资助的人们。同时，这种捐赠模式限于助学等规定明确捐助额度的项目，对于公共卫生、综合扶贫等项目却基本上无能为力。

（二）“一对多”筹款模式

图2 “一对多”筹款模式示意图

“一对多”模式中，捐赠者仅限于那些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捐赠个体。这些资助者可能是自然人或法人，而受助者依然作为不特定群体。

例如，香港实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