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教育扶贫的发展历程

我国教育扶贫的历史与整体扶贫开发的历史相一致，教育扶贫是整体扶贫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扶贫开发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国内研究者的认识基本一致。本文结合国内研究者关于我国扶贫开发历史阶段的划分及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教育扶贫的特点，把我国教育扶贫的历史发展过程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一）1949～1978年救济式扶贫时期：普及工农教育的尝试与努力

经历了近代外来列强的入侵、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日本军国主义的肆意践踏以及国内战争的内耗之后，成立初期的新中国积贫积弱，百废待兴。为此，党和政府致力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一时期，我国主要针对因灾致贫人口和战争伤残人士，采取社会救济、自然灾害救济以及优抚救济等方式，开展救济式扶贫，以帮助贫困人口渡过难关。在1949～1978年的近30年间，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恢复—发展—破坏—再恢复”的曲折历程。尽管国家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缓解贫困进行了大胆尝试，确立了相应的制度安排，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中国极端薄弱的经济基础、“左”倾思想的羁绊阻挠以及农村工作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上的失误，导致经济体系在1978年滑落到崩溃的边缘，2.5亿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根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对1977～1979年全国穷县的统计，1977年全国28个省、市、区（除西藏）穷县数量为515个，占全国总县数的22.5%，其中，人均分配收入在40元以下的县为182个，占全国总县数的7.9%；穷队数180万个，占全国总队数的39%^[1]。

1951年春，热河省出现45个困难区、993个困难村，有45.5万困难群众需要贷粮才能生产、生活。1951年5月，热河省民政厅向政务院、内务部递交了《扶持困难户生产的报告》，黄炎培副总理做出重要指示：“扶助困难户生产，是值得努力的一件事。希望热河省积累经验，使以后困难村户逐渐减少，做出一个典型来。”这算得上是国家领导人就扶贫问题所做的最早的指示^[2]。

1964年2月26日，内务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工作、帮助贫下中农困难户克服困难的报告》，第一次正式向中央提出要帮助困难户发展生产，明确提出“使他们（困难户）依靠集体经济，通过生产自救，逐步走上与其他社员共同富裕的道路”^[3]。

1978年2月8日，广东省民政厅会同银行、粮食、供销、农业等10个单位联合向省委提交了《关于认真做好扶持贫下中农困难户的申请报告》，在全国首次提出贫困户的困难是多方面的，不是单纯某个部门所能解决的，只有各级党委真正重视起来才能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各地、市、县要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建立扶贫领导小组，由党委负责同志挂帅，民政、财政、农业、商业、银行、教育、卫生、粮食、贫协等有关部门人员参加。该报告根据试点的经验得出结论：扶贫要以治本为主，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扶贫先扶志，自力更生，因地制宜；各部门都要为扶贫尽职尽责；要整顿、建设好穷队的领导班子。广东省委十分重视这个报告，并以文件形式转发给各级党委研究贯彻实施。同年8月底，全省各地、市、县都成立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或办公室^[4]。这是我国较早开展综合扶贫工作的实践，也是较早把教育部门纳入扶贫工作的实践。

1978年，民政部成立。民政部第一任部长程子华极为重视广东省的经验，指示民政部农村经济司“系统地研究”，并派出13个工作组，分赴广东、辽宁等13个省、区调查了解扶贫情况。同年10月，民政部在北京召开第七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程子华部长在会上所做的报告，第一次面向全国对扶贫工作给予肯定。广东省民政局、湖北省房县桥上公社等在会上介绍扶贫经验^[5]。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教育基础落后，发展极不平衡，小学入学率只有20%左右，80%以上的成年人口是文盲，农村中文盲的比重更大。1949年10月19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暨教育部成立。12月23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教育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和建设服务”，教育改革的基本工作方针是“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