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一个被称为中产阶级的社会群体逐步成长。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连续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城市化的迅速推进以及物质生活条件的普遍提高，使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一个数量不断增加的中产人群在中国社会出现了。虽然人们对中产人群的数量和构成以及是否形成了一个阶级或阶层等问题还有争论，但不论专家学者、政府的政策制定者还是普通的社会公众，都不怀疑这一群体的存在，并且乐观地预期这一群体在未来数年里的增长势头。伴随着这一群体的增长，有关中产阶级的话题成为中国社会公众舆论的一个热点，同时也是社会学研究领域，特别是社会分层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点关注的问题。社会公众和学者们对中产阶级的观察讨论涉及多方面的问题和多种视角，然而社会学家——尤其是最近三四年——最关注的问题却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影响，他们的出现是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还是有可能推进社会变革。对这一问题，理论家们给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而研究者们也提供了不同的研究结论，对立双方的争论还在持续。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通过多组指标社会政治态度的测量，试图把握中产阶级人群的社会政治价值取向，以此推测他们可能产生的社会政治影响。

一 有关中产阶级社会政治功能的争论

1.国外相关研究：自由民主政治的推动者还是国家的依附者

一些西方政治理论家（如李普塞特、亨廷顿和格拉斯曼等人）基于西方社会发展经验提出了中产阶级产生与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联系。李普塞特（Lipset，1959；1963）认为，社会富裕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民主之间高度相关，而经济发展和社会富裕则意味着数量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和菱形的社会分层结构（a diamond-shape social stratification），因而，产生中产阶级的富裕社会必然伴随着政治民主。李普塞特的一句被广泛引用的话是：“一个国家越是富裕，它实施民主的概率就越大”（Lipset，1963：31），这一观点被后来的一些理论家称为政治“铁律”（Burkhart and Lewis-Beck，1994）。格拉斯曼（Glassman，1995；1997）从历史比较视角论证了中产阶级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联，他指出，中产阶级为民主政治提供了结构的和制度的基础。亨廷顿也持类似的观点。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亨廷顿指出，“第三波民主化进程的最积极的支持者来自都市中产阶级”（Huntington，1991：67）。亨廷顿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发生在南欧、拉美与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民主运动。上述西方政治理论家在宏观层面对中产阶级与民主政治的必然关联性的认定，是基于他们对中产阶级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微观层面的观察分析，他们的研究发现，中产阶级的行为方式和态度理念往往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民主特征（Lipset，1963；Glassman，1995，1997；Eulau，1956；Walsh，Jennings，and Stocker，2004）。许多具有西方学术背景的学者（包括一些华人学者）在研究中国中产阶级问题时也遵循上述理论思维（Chen and Lu，2006；Johnston，2004；Goodman，2008）。

长期以来，上述观点一直是有关中产阶级政治特性的主流理念。然而，在对东亚社会的中产阶级研究中，一些研究者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即东亚中产阶级的独特政治性格。琼斯和布朗等人根据东方主义理论对东亚社会中产阶级的政治取向的特殊性进行解释，他们认为，由于传统的东方政治文化的影响，东亚中产阶级具有政治保守主义倾向并依附于强势国家（Jones，1998；Jones and Brown，1994）。萧新煌和苏耀昌等人的研究也指出，东亚中产阶级在政治方面表现出矛盾性：一方面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并追求民主；另一方面企求安全稳定和依附于国家（Hsiao，1999，2001，2006；Hsiao and So，1999）。这些研究发现，东亚中产阶级的兴起往往处于这些社会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同时国家权力较强并实施经济干预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而中产阶级受益于经济增长和强势国家，因而他们希望维持社会政治稳定从而保障其经济利益。

2.国内学者的观点：社会稳定力量还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在国内社会学领域，对于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在社会学界是主流观点——认为，中产阶级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他们是维持稳定的社会力量，因为他们持有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