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背景

Hudson and Den Boer（2004）的《光棍：亚洲过剩男性人口的安全意义》一书引发中外学者对中国过剩的未婚男性是否会威胁社会安全与稳定展开广泛的争论，但引起争论的主体（即未婚男性）本身却很少有人关注。这个群体因女性缺失和婚姻挤压而产生，2013年之后中国的婚姻市场上每年的男性过剩人口将在10%以上，2014～2045年间在15%以上，平均每年大约有120万男性在婚姻市场上找不到初婚对象。在择偶梯度的作用下，农村贫困的男性婚龄群体受到婚姻挤压，成为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的直接受害者。微观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大龄未婚男性主要分布在落后的农村，他们由于自身条件太差或生理缺陷，而无法找到配偶。

对个人来说，配偶是亲密关系的首要来源。国外研究表明，从未结婚人群比已婚人群有较少的知心朋友和较低程度的社会交往，会更多地感觉被孤立。对美国退休历史数据的研究发现美国农村未婚男性受到收入的限制，很少参与正式或非正式的活动，社会融合程度较低。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处于不同的文化社会环境，其传统人际关系体现为“差序格局”，根据个人的经济社会条件不同，其融入的圈子极具伸缩性，而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经济地位都相对弱于已婚人群，因此，他们能融入的人群极有可能相当有限，而且与周围人群截然不同的生活境遇和方式也凸显失婚男性与普婚环境的格格不入。那么，他们在农村社会的融合状况究竟如何？国内对该群体的微观研究比较少，仅有的质性研究发现大龄未婚男性们往往受到歧视，其人际交往圈子小于普通人，而且目前国内对社会融合的研究尚未成熟，尚未发现对大龄未婚男性社会融合的定量研究。因此，本文将通过比较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和已婚男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融合状况，分析婚姻状况对社会融合的影响，从而发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与已婚男性的社会融合状况是否因婚姻状况而有所差异。

二 文献综述

尽管学者们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提出了自己对社会融合的认识以及度量方法，却未能给出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融合概念。当一个概念没有达成共识时，西方传统的研究方法便是对其分类，如分为文化融合、交流融合、功能性融合和规范性融合等四类。Scott认为社会融合作为组织的凝聚性主要有两个方面：成员对组织的感情以及成员之间的行为。Myers则把一般的社会融合区分为结构性融合和社会心理融合或情感融合。结构性融合表示一个人具体地参与组织的方方面面和一个人与其他人的社会关系安排，社会心理融合或情感融合包括内省的社会经验或感知的关系深度。国外对社会融合的应用研究也很多，但侧重于移民对迁入地的融合。国内对于社会融合的研究则主要关注流动人口在新环境的融合，也有少数学者研究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合，如残疾人、城市贫困人群等。与移民或流动人口融入相对陌生的环境不同，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处于传统文化氛围浓重的农村环境中，对他们的社会融合研究与已有的研究对象和背景都有所差异。

社会融合的度量。国外研究对社会融合度量不尽一致，参与团体的数量和组织或政治生活的参与度、亲朋和邻居的数目以及发生社会联系的频率等指标都被用来测度社会融合，而Myers则用个人对社区情感的强度来测量社会心理融合，用亲密的朋友和亲戚的数量来测量结构融合。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倾向于应用社会互动关系的数目和强度来度量社会融合。但也有研究者强调人们之间的正向互动是社会融合的基础，因此社会网络既是融合的途径，也是融合的结果，其参数也成为社会融合效果测度。目前，国内对社会融合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合方面，但研究虽多，定量分析却比较少，而且研究者对社会融合的定义和度量也不尽一致，李树茁等学者基于国外的社会融合理论将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分为行为融合和情感融合，并分别用社会支持网、生活满意度、是否受到城里人歧视、交友意愿、未来打算等来度量。尽管目前对农民工社会融合度量的研究已经兴起，但对于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融合度量，目前还没有发现有关的研究。

社会融合的层次。西方社会的人际关系是“团体格局”，血缘对关系亲近程度的影响不大，因此，从未结婚者的社会网络模式与已婚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更常与朋友来往而少与亲戚来往，其社会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