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非传统安全概念出现以来，非传统安全的国际合作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60～80年代，国际社会逐渐接受和认可非传统安全概念。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了要求突破传统的单纯重视国家间关系、军事对抗和政治因素的呼声。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使人们对安全问题的关注再次超越了军事领域。进入80年代后，完全以国家安全为中心的安全理论受到了挑战，1980年的《布伦特报告》（Brandt Report）首次提出应该用“非传统的方法”看待安全问题，并提出解决国际安全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各国能够更多地重视“非传统安全”。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90年代，新安全观的出现推动了非传统安全的国际合作。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使得各国的安全利益更多地交织在一起，各国需要转变安全思维，建立新的安全观和安全战略，才能更好地解决上述非传统安全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各种新的安全观念和理念，如“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以及“共同安全”等，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国际社会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第三个阶段是从21世纪初至今，非传统安全国际合作进入能力建设新阶段。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增强的现实，政策制定者逐渐将应对非传统安全的能力建设问题纳入其政策议程，推动非传统安全国际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当前，国际安全环境正经历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一是安全内涵不断扩大，挑战日益多元化；二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突出，与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三是安全挑战日益全球化；四是突发安全事件频发。在新形势下，各国命运紧密相连，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凭一己之力应对所有安全问题。唯有采取综合手段，共同应对，实现世界的普遍安全，才能确保每个国家的和平与安全。为此，各国通过在全球层面、地区层面和双边层面开展卓有成效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以此实现共同安全。

一 中国与全球层面的非传统安全合作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恐怖主义、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非传统安全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威胁，全球治理理念日益普及，客观上推动了非传统安全进入全球治理的议程。

（一）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的主要进展

首先，全球非传统安全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展，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从气候变化、恐怖主义、传染性疾病，到粮食安全、海盗、金融危机，近年来，全球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扩展。在共同的威胁面前，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危机，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政治意愿。在合作领域不断扩展的同时，务实合作也得到不断深化。以打击索马里海盗为例。联合国安理会在2011年4月通过了一份旨在加强打击海盗行为的决议草案，决定在索马里境内和境外设立特别法庭，负责审判在索马里附近海域实施海盗行为的嫌疑人。这是朝着建立一个有效的司法机制来确保可信、可靠地解决将海盗绳之以法的问题迈出的第一步。^[1]此外，国际社会打击海盗的努力开始注重标本兼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索马里海盗问题并非源于海上，其症结在于国内的整体安全和政治局势。因此，要解决海盗问题，必须采取全面和综合的措施，威慑、安全和法制以及发展几个方面应同步进行。^[2]

其次，全球治理机制日益完善，危机应对能力不断提高。在日益严峻的全球问题面前，特别是面对复杂的相互联系的全球化进程，面临从生态到金融领域的时代困境，西方国家比以往更多地强调共同的威胁和共同命运，强调开放和包容，主张建立制度化的合作。2008～2011年，20国集团召开了六次峰会，有效地减少了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的损失，对于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恢复和增长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再次，新兴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非传统安全治理的重要力量。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治理从根本上突破了西方对国际体系和治理制度的垄断，新兴发展中大国第一次进入全球治理的中心，成为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例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中，20国集团决定增加新兴经济体在该组织中的份额和投票权，承诺在2012年之前向包括新兴国家在内代表性不足的国家转移6%以上份额，以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效率与可信度。^[3]

（二）全球治理面临的主要障碍

在取得显著进展的同时，非传统安全的全球治理也面临一些问题，影响了治理的成效。这在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