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和平发展方略的推行，周边的传统安全威胁正在逐步降低，而非传统安全问题则日益凸显。中南半岛^[1]不仅与中国地缘毗邻，而且该区域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较为集中，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共同利益及其面临的共同威胁将长期存在。就当前中南半岛局势来看，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隐患不仅超越了区域内各国的国界范畴，更会严重威胁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的和平与发展。因此，有必要深入探究这些非传统安全隐患，以期中国和中南半岛国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地缓和这些隐患对于有关国家产生的负面影响。

一 中南半岛的非传统安全隐患

非传统安全是一种广义的安全观，重点是共同治理，以非军事武力为手段，其安全理念必然是以人类为本位、以“整体人权”为边界的“优态共存”。^[2]概括而言，当前中南半岛存在的非传统安全隐患主要有以下六点。

（一）人口拐卖问题

近年来，人口拐卖问题已成为中南半岛地区的重要非传统安全隐患之一。中南半岛国家缺乏教育与就业机会，而贫困地区的许多民众期望跨境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这就令人贩子和有组织犯罪集团有机可乘。其中，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部分边境地区，是拐卖人口的重要流出、流入和中转地。据联合国估计，该地区拐卖人口数量约占全球拐卖人口的1/3。^[3]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贩卖人口报告》显示，2001～2011年，尽管越南、老挝和泰国等中南半岛国家的人口贩卖问题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但缅甸的人口贩卖形势尚未出现实质性的转变（表1）。

表1 2001～2011年《贩卖人口报告》对中南半岛五国的评估

据调查，中国是缅甸最主要的跨国拐卖目的地。被拐至中国的缅甸妇女通常因介绍工作被拐骗至边界，进入中国后被迫嫁给中国男性。中国主要的拐卖目的地省份为云南、福建、河南、四川和安徽。^[4]柬埔寨与越南的妇女和儿童从国内的农村地区被贩卖至金边（Phnom Penh）、暹粒（Siem Reap）与西哈努克城（Sihanoukville）等城市的色情服务业。^[5]国际劳工组织在泰国边境小镇美索镇的调查显示，所采访的童工中有77.3%是女童。尽管一些受访儿童称他们持有工作许可证，但他们的工作环境极其恶劣，大约30%的儿童被迫在工厂住宿。^[6]

就中国与中南半岛区域而言，跨境拐卖妇女的案件在上升。拐入中国的外国妇女主要来自越南和缅甸，部分中国西南地区的妇女主要经由缅甸被拐卖到泰国。^[7]中国与中南半岛各国还在中缅、中老及中越边境地区建立了大量的边境联络办公室，以推进人口拐卖犯罪案件中警察之间的合作。这些边境联络办公室的合作已取得较好的成效，如合作开展小规模侦查、情报交换以及受害者快速遣返等。为打击跨国拐卖犯罪，中国警方在2011年7～9月发起了边境地区打拐专项行动。在这次行动中，广西警方破获了30宗拐卖越南妇女儿童的案件，打掉11个犯罪团伙，逮捕了53名犯罪嫌疑人，并解救了52名越南妇女和13名儿童；云南警方则破获了21起拐卖越南妇女的案件，逮捕了17名犯罪嫌疑人，解救越南妇女22名。^[8]

值得注意的是，中南半岛各国致力于打击区域内的跨境人口贩运以及与色情服务业相关的人口贩卖活动，但对于国内的人口贩卖仍缺乏必要的打击力度。例如，据多数中南半岛国家的法律规定，证人的法庭陈词是起诉能否成功的关键。在现实中，人口拐卖的受害者通常难以在起诉人口贩卖者的审判中出庭作证。因为他们经常被误认为非法移民或者偷渡者，甚至因此被扣留并驱逐出境。一旦这些受害者被错误地扣留或驱逐出境，那么成功起诉人口贩卖者的几率就变得微乎其微。

（二）缅甸北部童兵问题

作为中南半岛区域内的一种特殊的非传统安全隐患，缅甸北部的童兵（Child Soldier）^[9]问题是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问题的交集。一方面，童兵问题具有跨国性，对于周边地区造成普遍威胁，而且难以一国之力加以应对，这体现出该问题的非传统安全属性；另一方面，童兵作为武装集团的一部分，又涉及传统安全领域中的军事威胁。

从历史角度来看，缅甸北部的童兵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缅甸国内政治、经济结构的失衡。从1948年开始，缅甸始终是全球各国中国内武装冲突最为频繁的国家之一。许多缅甸儿童迫于生计，被迫通过各类武装组织获取人身保护并满足自身的基本生存需要，或者在人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