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非传统安全的内涵更广泛和复杂，涉及政治、经济、人口、科技、信息、资源、环境等领域。而人口、能源与环境安全，则是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基石。人口安全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规模适度、结构合理以及流动有序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不但可以充分满足该国或该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人才资源的需要，而且也有利于实现该国或该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能源安全指的是为保障一国经济社会和国防安全，使能源可靠而合理供应，规避对本国生存与发展构成重大威胁的军事、政治、外交和其他非传统安全事件所引起的能源供需风险状态。环境安全是指人类和世界处于一种不受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危害的良好状态，也表示自然生态环境和人类生态意义上的生存和发展的风险程度。

人口膨胀给资源安全和环境安全带来沉重的压力。人口过多和自然资源相对短缺将直接制约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其中，能源供应是制约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粗放式的经济增长路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使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很大压力。

环境安全也是政治稳定、政治安全的基础。严重的环境安全问题不但容易引发社会内部冲突，造成社会动荡，而且也会招致国际干涉和引发国际对抗。因此，诺曼·迈尔斯在其著作中将“环境安全”称为“终极安全”。环境安全的特点及其在国家安全中的基础性地位，决定了它对国家利益的影响既是宏观的、潜在的，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同时对国家利益的影响又是现实的、具体的，事关21世纪我国在经济、政治、技术和道义方面的全面优势。

人口安全、气候变化和环境安全问题，已经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其人口因素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发展问题最终都是人口的数量、结构、素质和分布及其资源环境与地理空间的相互关系模式所呈现的区域性、复杂性和多样性所决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提出，综合运用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效、增加森林碳汇等多种手段，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严格用能管理，加快制定能源发展规划，明确总量控制目标和分解落实机制。推进植树造林，新增森林面积1250万公顷。加快低碳技术研发应用，控制工业、建筑、交通和农业等领域温室气体排放。探索建立低碳产品标准、标识和认证制度，建立完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制度，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推进低碳试点示范。

面对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定量分析我国人口能源环境约束关联模式，并对其做仿真预测，凝练出反映不同经济发展地区的人口资源环境约束关联演进微观特征目标模式集合，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报告从人口城市化与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关联模式切入，探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能源消费与环境安全，并从多个方面分析中国的碳减排责任。

一 “人口—经济—能源—碳排放”的情境分析

（一）人口城市化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

人口城市化、工业化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上升。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主导着中国的能源及其他资源的消费状况。以2010年为例，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6%左右，而钢材和水泥消费量占世界钢材消耗的40%以上。

从能源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对速度来看（图1），1996年之前我国的能源消费弹性一直低于0.7，即能源消费每增加0.7个百分点就可以支撑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1997～1998年发生东南亚金融危机，我国的经济增长放缓，能源消费量下降，能源弹性系数出现负值，此后有所上升。2002年以后，随着各地增加对大型工业项目的投资，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再次快速增长。

图1 中国的能源消费弹性变化

我国单位GDP能耗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产业结构调整滞后。2000年至今，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一直停留在40%的水平上，而第二产业中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产能过剩，且没有得到有效控制。2003年，EIA在其发表的《2003年国际能源展望》报告中，根据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取得的节能进步，预测中国由能源消费产生的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