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从某一种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在一个既定的社会阶层结构里，如果转移流动的方向是由较低的社会地位流动到较高的社会地位，称为上升流动，反之，则称为下降流动，这两种流动统称为垂直流动。有些社会成员从一种职业转移到了另一种职业，但其收入、声望、社会地位却基本相同，是在同一水平线上流动，则称之为水平流动。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社会阶层结构深刻变化的背后是社会流动的变迁。这种变迁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凝固与梗阻到市场化进程中的体制的溢出和支撑。在这个过程中，不同阶层呈现出各自不同的流动特征，而外来移民以及流动人员构成了当代北京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维度。纵观当代北京社会流动，非结构性逐步取代结构性，后致性替代先赋性，文化资源取代组织资源主导社会流动，成为当代北京社会流动的显著特征，这其中所彰显的开放与公平，是当代北京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表现。

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以及“社会和谐问题全国抽样调查”在2001年和2006年对北京进行的抽样入户问卷调查的两组数据，共得到751个样本，同时结合相关文献与数据，我们分别对不同时期社会流动进行了考察。表3-1和表3-2分别列出了不同时期北京社会流动中教育地位和职业地位获得的OLS回归系数分析的结果。

表3-1 北京社会流动中的教育地位的获得（标准回归系数）

续表

第一节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社会流动的凝固

一 城乡户籍制度的梗阻

从表3-2来看，在1949～1956年间，北京市城乡户籍对于人们职业地位的获得影响不显著，但是在1957～1965年和1966～1977年这两个时期，城乡户籍对于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是显著的，并且这种影响越来越强化。

表3-2 北京社会流动中的职业地位获得（标准回归系数）

新中国成立初，政府对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并没有什么限制，并且当时城市工业的急剧扩张对劳动力存在大量的需求，对此政府在以行政手段按计划从农村征调劳动力进城的同时，还允许农民自由进城就业。但是1956年以后，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模式下，为了保证资金的积累，也由于城市农副产品供应的紧张，国家开始逐步采取各种制度与政策，限制农村人口进城，逐渐形成了制度化的城乡隔离。其中主要有：禁止城镇单位自主招用农村劳动力的劳动用工制度，这使得农民务农、市民做工成为制度化的社会分工；建立基本农产品统购统销的粮油供应制度，国家只负责城市非农人口的粮油供应，不负责农业人口的粮油供应；仅仅覆盖城镇居民而排斥农村居民的各种社会福利制度；限制农民未经国家允许而以任何方式自由进城的户口制度。这一系列制度的出台，最终造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身份等级体系，形成了农民与市民两种基本身份群体。在户籍身份制度的强制约束下，两大身份群体之间的相对流动非常困难。农民除了通过上学、参军以及城市招工等极为有限的机会，很少有机会进入城市成为市民。

对此，我们进一步以北京市工人阶层的进入为例进行分析。图3-1列出了从1958年到1978年这一时期北京市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职工增员的渠道。1958～1959年由于“大跃进”，北京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职工共招264万人之多，其中从农村招入近21万人。但是从1960年开始，农村招工人数骤减，在若干年份中，从农村招入的工人仅有区区的数百人。在1958～1978年20年间，北京市全民所有制单位共招工256.24万人，其中从农村招入42.24万人，占16.48%，但是如果除去1958～1959年“大跃进”所招的近21万人，那么，农村招工的仅占到8.34%。尽管这一时期北京市工业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第二产业已经占到了70%以上，但是北京市大部分本地农业劳动者并没有与之相适应实现就业身份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整个社会流动在大部分时间中呈现凝固的状态，这意味着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基本上失去了农转非的机会，更意味着社会流动机会的减少和社会流动的受阻。

图3-1 北京市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职工农村招工情况

二 教育流动机制的式微

从这一时期北京市教育地位获取的回归分析结果来看（见表3-1），父亲职业地位和教育水平越高，子女越能够接受到更多的学校教育。不过，表3-1的结果也表明，城乡户籍对于教育地位的获取的影响在各个历史时期并不显著，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