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是今天中国社会一个规模庞大的特殊群体。一般来看，在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中没有这样一个单列的社会阶层，因为在现代社会不应该存在这样一个阶层。然而，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以及城市化过程中，这一特殊群体客观存在着，他们的社会流动，他们如何与城市生活相融合，这关系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社会转型是否顺利与成功。

第一节 分化了的农民工

农民工群体在由农村进入城市，从事非农劳动的职业转变过程和新的社会分工中也出现了分化。

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的抽样调查结果，北京外来农民工占总劳动人口的18.14%，其中，男性占54%，女性为46%，平均年龄30.65岁（标准差为9.94岁）。从就业身份来看，外来农民工群体中就业身份是雇员的所占比例最高，占到了74.34%，就业身份为雇主的占到7.31%，这一比例高于北京市本地人口，另外自营的有15.05%，家庭帮工为3.29%。从工作单位或类型来看，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占大多数，为68.72%（见图6-1）。从职业情况来看，外来农民工职业已经有了初步的分化，相对于原来的职业，职业初步呈现趋高级化的特征。在职业结构中，最多的是商业服务业员工占到了54.11%，其次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占到了33.66%，而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及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中，合计也达到了10%左右。

图6-1 北京市外来农民工职业与工作单位或类型情况（%）

外来农民工职业的初步分化直接推动了这一群体的分化。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的抽样调查，我们概括出北京市外来农民工的分化情况。在外来农民工群体中，已经有一部分农民工流进了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以及个体工商户等中间阶层；在社会上层中，外来农民工主要是流向了私营企业主阶层；当然更多的农民工依然处于社会的底层，这一比例为60%左右（见图6-2）。

图6-2 北京外来农民工阶层结构（%）

根据图6-2可以看出北京市外来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流动呈现出这样的特征：在社会流动中农民工更多的是在制度外的途径实现向上流动。譬如通过辛苦创业，成为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这两个阶层是农民工向上流动最主要的流入阶层，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些阶层的进入较少受到体制的影响，农民工往往也能够通过自身的勤奋进入这些阶层。而那些更多带有制度性色彩的阶层，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往往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选拔以及拥有较多的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这对于农民工而言，要想进入这些阶层则困难多了。

总体来看，北京外来农民工群体的阶层流动已经发生了分化，相当一部分的农民工已经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向上流动。但是，尚不能据此乐观地看待北京外来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情况。

（1）从农民工的文化资源拥有情况来看，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北京外来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09年（标准差为2.68年）。其中，小学及以下学历占17.98%，初中占59.62%，高中占17.05%，大学占5.36%，这一现状表明农民工所拥有的文化资源是极少的（标准差值不大又表明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如果说农民工在初次从农业向第二、第三产业就业转移过程中，由于对文化资源要求不高从而较易实现这种流动的话，那么当农民工想进一步向上流动时，文化资源拥有的枯竭将梗阻这种流动的实现。

（2）从经济资源拥有情况来看，北京外来农民工收入普遍不高，月平均收入838.09元，而收入标准差不大，表明在农民工内部经济分化尚没有充分显现。这意味着外来农民工尚处于普遍的不富裕水平。这种情况暗示着外来农民工目前的经济状况尚处于维持生活或生活水平提高的阶段，其所拥有的经济资源还远远没有达到进行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积累的水平，这也遏制了农民工进一步向上流动。

（3）从组织资源来看，外来农民工更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外来农民工本身就是体制外的产物，现行的体制基本上是将外来农民工排斥在体制之外，因此外来农民工在组织资源上不占有任何优势。

这些情况表明，农民工社会流动筹码是有限的，即使已经实现了向上流动的那些外来农民工，除个别外，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也是处于所在阶层的最下层。对此，我们可以从外来农民工的权益保障中看出。

首先，外来农民工周工作时间为42.40小时，而标准差为22.07小时（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推算），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