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的文学品类中，以新诗为主的诗歌，从创作、发表到传播，都越来越显示出自己的独特路数与独特个性，这就是以民间化的方式与姿态，谋求自身的生存，延续自己的发展。这样的一个基本趋势，在2009年表现得尤为明显。正是在这样一个民气十足的生产方式与发展走向中，诗歌又表现出了它的旺盛的创造力，顽强的生命力。因此，回归民间，立足生存，就自然成为我们观察与概括2009年诗歌状况的主题词。

1.协作、自费、自印出版方式解析

把中国内地诗歌界划分为“官方”和“民间”两块文学场或文化生态空间，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通行也基本认可的考察视点与评述方法。因为一方面是广泛存在于现实不同地区、互联网的浩瀚空际的诗人群体和内部交流刊物、网络平台，构成了新诗最具潜力也最具活力的生成力量；另一方面，则是备受消费社会冷落的诗歌日益成为同样不景气的公开文学刊物的点缀以及出版的弃儿，这使得我们很难从体制内的出版物中领略诗歌的前卫和更新的整体气象。同时，一定程度上，在两个阵营之间也存在着诗歌观念、文学理念的对抗。不过，在考察了2009年内地诗歌发展状况之后，我对这种划分法产生了质疑。

为遏制出版界恶意倒卖书号的行为，2009年1月8日起，新闻出版总署颁行的书号实名申请制度正式启动。书号实名申请制打破了原来由新闻出版总署一次性拨给下属各出版社书号的方式，而采取“见稿给号”的新方法，这样，出版社手中没有书号，必须拿着书稿向新闻出版总署申领，经过审查再由新闻出版总署拨给相应的书号。这一制度是否会影响本已寥落的新诗出版呢？答案是“不会”。非但不会，在考察了2009年的诗歌出版物后，我们发现以协作出版和购买书号自费出版的诗集较之往年有增无减。让我们先列出一些出版物吧：《2008中国年度诗歌》（漓江出版社，2009）、《中国2008年度诗歌精选》（《星星》诗刊与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编选，四川民族出版社，2009）、《2008中国最佳诗歌》（宗仁发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2008年诗歌》（张清华主编，春风文艺出版社，2009）、《女子诗报年鉴·2008年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读诗，1949～2009：中国当代诗100首》（潘洗尘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2008中国打工诗歌精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2008～2009中国最佳诗选》（周公度选编，太白文艺出版社，2009）、《2008～2009中国诗歌双年巡礼》（沈浩波、符马活编，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在路上：第三条道路十周年作品集》（谯达摩等编，九州出版社，2009）、《种玉为月》（古马著，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破坏仪式的女人》（吕约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灰娃的诗》（作家出版社，2009）、《扶桑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黑白照片》（杨勇著，作家出版社，2009）、《李森诗选》（李森著，花城出版社，2009）、《春风中有良知》（李承恩著，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对应》（叶辉著，花城出版社，2009）、《我的时间简史》（靳晓静著，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比目鱼》（维庸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偏爱》（李小洛著，南方出版社，2009）、《独角戏》（江非著，南方出版社，2009）、《和学生一起读诗》（余文浩著，海天出版社，2009）、《黑夜里经过万家灯火》（叶丽隽著，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虹的独唱》（刘虹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9）、《云南记》（雷平阳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等。这些诗集均系正规出版社出版，但其中到底有几本是出版社以推广与传播当代新诗写作实绩为基本目标并在计划内择选诗人诗作来出版的呢？或许只有年度诗选算得上，而个人诗集绝大部分是由出版者（有时是作者）与出版社协商出版和自费出版的。因此，书号实名申请制其实是市场化的出版界内部规范的举措，早已被放逐于出版市场之外的诗歌和这种新制度基本无关。

也许读者会问，既然诗歌已被抛甩出了当代文学和文化生产的话语与操作轨道，那自掏腰包出版诗集又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正如我在此前的年度诗歌回顾文章中所分析过的，即便一些优秀的当代诗人偶然能获得个人资助，得以与出版社协作出版他（她）们的诗集，这些诗集仍然不可能在出版系统内优先进入流通渠道。从这一意义上讲，按公开